司法改革：法官的改变和困惑（2）

员额制：哪些法官将被“缩水”？

今年7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四五纲要”明确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按照最近公布的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方案，上海法院拟设置3至5年的过渡期，逐步将法官、审判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员额比例控制到33%、52%和15%。尽管上海只是试点，但这个改革方案还是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在我国多数法院中，法官比例都超过33%。除正常离职、退休的人员外，今后哪部分人将被纳入“缩水”的员额？

10月16日，上海市高院法宣处处长张冠群在采访中告诉记者，现在上海的法官大概占法官工作人员的51%左右。但是有一部分不在审判岗位。“比如，我也是法官，但不是一线审判人员，在线办案的法官大概有40%多一点。”这样，如果执行33%的员额制比例，还是会有将近10%的一线法官“缩水”。到底谁来做这个10%？张处长介绍，“上海会对先征求法官的意见，比如我是有法官资格的，我想回到法官岗位上，可以先报个‘志愿’。做法官平均每年要办150个案件，工作量很大。有些年纪大的工作人员可能不想继续干法官。还有一些年轻的法官会成为法官助理。”

法官人员减少以后，如何解决“案多人少”的问题？张处长介绍，有由“法官助理”来为法官“减负”。“以前大学生进入法院之后开始做书记员，书记员两年之后就当法官了，现在把时间延长了，做了一、两年书记员以后，就会成为法官助理，跟着老的法官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上海“33%”也不是一个恒定的比例。按照上海方案，法官员额应当根据三级法院的审级职能，以及不同区域法院的案件变化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2013年11月，基层法院成都武侯区法院开始启动司改试点工作，建立法官员额制的专业化审判庭之构架，一个专业化审判庭配备1名庭长、2名独任法官、3名程序法官或法官助理，3名书记员，即1:2:3:3的配置原则。执行庭法官和助理书记员按1:1配备，一线法官人数从71名减到50名。

一位在武侯区法院工作多年的法官对记者说，建立专业化审判庭，固定了团队后，确实对等待晋升为法官的司法辅助人员是个冲击，会有“看不到头，是不是熬不出来”的困惑。四中全会提出，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中遴选。如果上级法院能够能减少招录，而是从基层法院选才补充，在解决优秀法官晋升通道问题的同时，大大增加基层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对员额制也是一种补充。

最高法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曾表示，目前法官队伍中，特别是在中西部的一些基层法院，确实存在着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把最优秀的法官留在现有体制内，让他们在法官岗位上更好地工作，更公正地审判案件，有更广阔的晋升通道，这个就是改革的出发点。

成都武侯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

担子重了，待遇呢？

201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作为试点法院之一，成都中院在各个审判业务部门设立多个固定合议庭，并直接将院庭长、审委会委员编入合议庭担任审判长。自去年12月中旬起，共设立71个固定合议庭，其中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庭长、副庭长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共43个。据成都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吴红艳介绍，改革试点以来，99.32%的案件由合议庭自主裁判，仅0.68%的案件由审委会讨论决定；各试点基层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比例均不足结案数的1%，大量案件实现了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独立自主裁判。

法官工作量有多大？沈璟晶法官是成都市武侯区法院的审判长兼副庭长。作为基层法院审判长，沈法官在签发判决书、参与讨论案件等工作的同时，每年审结案件200件左右。“法官人均审结案件300件左右，试点正式运行到现在八个月的时间，审结超过300件案件的法官已有2人，超200件的已有20人。其中，审结量最大的法官已经审结案件338件。”沈法官介绍。

“2008年研究生毕业进入法院，从担任书记员、法官助理开始，2010年任助理审判员，从担任法官至今，作为独任法官每年大概审理300多接近400件案件。”这是武侯区法院刘潺潺法官的从业经历，与沈法官不同的是，她是在这次改革中由普通法官通过考试晋升为审判长的。截止到今年6月底，已经结案200多件。

同样作为改革试点，在武侯区法院，审判长不仅是为审理某一具体案件而临时设定的，而是一个固定团队中的“头儿”，在专业化审判庭中占主导地位，负责普通程序案件的审理。沈庭长就是在这次改革中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从以前只是副庭长，变成了现在的审判长。针对转变，沈璟晶告诉记者，以前庭长虽也参与少量案件的审理，更多的是承担行政事务，在法院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实行审判长责任制而转为审判长后，由支部书记负责几个合议庭的行政事务，庭长或副庭长转任审判长后，就能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审案上，回归到了法官的本色。

从过去裁判文书都由院长、庭长签发，到现在要求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改革赋予了法官更大的权利，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法官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我感觉自己承担得更多了，包括一些本不应由法官承担的工作，例如调研、信息任务也会计入联动考核。”沈法官坦言，法官较以前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更重了，但目前只是身份的转变，工资暂时没有变化。刘法官告诉记者，2014年7月担任审判长以来，个人承办的案件数量没有担任独任法官时多，但更多的注意力也是关注在整个合议庭案件的审理和文书的签发上。

很多法官表示，待遇问题是对此次司法改革的最大顾虑。对于责任和待遇的关系，刘法官表示，权责相适应，这是基本的法律理念。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是司法裁判的应有之意。权力、责任、待遇是不同的范畴，责任大待遇就需要提高，这实际是个伪命题，在待遇的问题上，也需要结合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及一个地域的普遍的收入等状况综合考虑，法官仅是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责任重大是和审判权力相适应的，责任和待遇有一定关系，但绝不是等比关系。另外从长远来看，法官待遇需就目前相对提高，也是一个司法的世界性趋势，也获得了司法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这是一个趋势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因为目前的待遇而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