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改院：建设法治中国的改革路线图 （3）

创新社会治理

魏礼群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各个领域都要依法治国，这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完整的思路。

迟福林指出，面对日益增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面对比较突出的腐败现象，面对权力运行缺乏严格有效约束的现实，已经难以继续用行政控制、行政管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求得社会长期稳定。这就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创新社会治理，尽快在法治社会建设上破题。一是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尽快清理废止与宪法精神不符的某些法律法规制度，例如废除关于城乡二元体制、不合理征地拆迁等领域的法规、条例等；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依法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治理；三是加快社区自治的制度创新，完善社区自治法规条例，充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的作用强化社区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

葛延风认为，面对经济下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体系。但现实情况是，与发达国家和一些转型国家相比，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特别是制度化建设明显滞后，法治化水平比较低，没有形成有效的规矩。社会领域的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绝不比经济领域低，未来应该在社会治理、社会领域的法治化建设中下工夫。强化社会治理，重要的是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对整合内部利益诉求、协调群体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需要加快立法进程。

赵白鸽指出，社会组织发展现在遇到很多问题，规范和推进社会组织发展，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尤其是要重视和发挥智库的作用，以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水平。

孙立平认为，社会要真正走向法治，需要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说，老问题老办法解决，想办法一揽子解决；新问题新办法解决，纳入法治化建设轨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认为，要用法律来调解一些重大社会关系。例如，用法律来规范劳动关系，用法治来缓解一些企业主与劳工关系紧张的问题。

许耀桐认为，要发挥参谋咨询等辅助机构对决策的作用，就是要把谋的事交给智库来承担，由他们来提出决策咨询报告和建议方案，供决策参考、权衡。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

双轮驱动

高尚全指出，依法治国要靠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法治的保障，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需要相互尊重、相互促进、双向驱动，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魏礼群认为，法治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的情况，不是有了法治就束缚改革，法治对改革发展不仅是推动作用，还有一个保障作用。

迟福林认为，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为此，解决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至关重要：从改革的历史经验看，立法需要适应改革进程需要，提高中央改革决策和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的效率；从依法治国的要求看，需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使之尽可能在法律框架下推进改革；从现实的改革进程看，改革需要“立”字当先，尽可能通过法律鼓励改革试点；某些方面的改革仍需要“破”字当头，以改革促进法治。

张卓元认为，改革到了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在这个大背景下，改革需要更多自上而下的推动，需要先重视立法，用立法来推动改革，改革进入到了一个依法改革、于法有据的改革的新阶段。

李曙光认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目标下，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用法治来推进改革的时代。一是实现法治与改革、政策的相互衔接；二是重大改革要有法有据；三是要用法治来推动改革。要寻求改革的突破，必须有法治来支撑，根据改革需求，加快推进立改废释进程。

宋晓梧强调，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地方改革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重点是处理好法治与改革试点之间的关系，有些重大改革涉及问题非常复杂，各地方情况又不一样，确实需要选择一两个、两三个有代表性的地点试点。

葛延风认为，依法推进改革，需要处理好先后顺序的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领域，还处在探索阶段，如果把一些不成熟的问题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就会带来负面影响，后续再去调整难度很大。因此，对于改革的立法，不宜操之过急，需要成熟一项推进一项。

孙立平认为，仅仅强调改革于法有据还不够，要强调改革要通过立法的程序、立法的方式来推进。一些改革方案出台，得先把它上升为法律，用法律的方式来推行。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