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从2012年开始，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对于这次增速下降的原因及今后的增长前景，目前已经形成两点共识：一是，这次增速回落不仅是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的结果，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长速度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也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前沿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那么，对于宏观决策而言，应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本质特征、风险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增长属于典型的追赶型增长

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如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比如，美国在过去180年的长期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4%。而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速度。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到80年代的韩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属于后一种增长。

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度，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大，高增长的潜力就大；后发优势减弱了，高增长的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的这种变化关系，使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过程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启动前，一般是传统经济状态下的低速增长，其增速有可能比前沿国家的增速还低。而追赶型增长进程启动后，增速迅速提高，达到远高于前沿国家的水平，并会持续一定时期。而当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发展差距和后发优势消失，增速回落至前沿国家水平。不难看出，由后发国家增长的追赶性质所决定，增速的生命周期特征是内生的，是必然会发生的。只要实现成功追赶，增长速度就必然会收敛于前沿国家的增长水平。当然，也可能追赶不成功，在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前沿国家水平前而增速掉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落入了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增长陷阱了。

二是增长速度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追赶过程中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会从低收入直接跨入高收入，后发优势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是一个由低到高渐变的过程。而随着发展水平的变化，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增长动力和增长潜力的变化。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增长过程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说明，凡是成功完成追赶任务的经济体，其增长过程都不是一下子从高速增长直接转入低速增长，而是会呈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的阶段性变化。

另外，从追赶型增长的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的中速增长阶段，其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差异性，有的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有的仅实现中低速增长。这是因为，由后发优势所决定的增长潜力只是实现高增长或中高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增长潜力能否实现，或者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条件，国内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适应程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