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属于追赶型增长进程中的增长阶段转换,而不是追赶进程结束的增长阶段转换
一方面,就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与前沿国家的发展差距而言,无疑我国仍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比如,从总体发展水平来讲,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从技术水平来讲,目前我国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30年。从劳动力成本来讲,如果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14%,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仅相当于美国的20%~30%。从需求方面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需求空间有所缩小,但与前沿发达国家相比,需求空间仍然要大得多。
另一方面,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我国还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其次,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我国每年毕业600万~7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还比如,我国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最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如果改革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就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等等。基于这些优势,在今后大约10年至15年,我国具有争取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中高速增长潜力不能自动实现,需要通过改革去争取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首个挑战,是能否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在不少制造业领域成本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能否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创新投融资体制,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比如,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而且支持这些投资的生产能力是充足的,甚至是过剩的。问题在于,与先前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的投资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改革挑战。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面临的第三个重大挑战,是能否真正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制约了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难以形成,增长阶段转换也难以平稳实现。
国际经验说明,追赶进程中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不仅充满各种挑战,也充满各种风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处理不好可能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甚至导致追赶进程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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