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妍慧：加强党性修养　弘扬优良作风（2）

当前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重点抓什么？党性修养和弘扬作风的内容很多。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当前我们重点是什么？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在全党自上而下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实践活动要求我们要分析“四风”存在的表现，在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不同干部当中，找出“四风”产生的根源，制定防范“四风”重演的制度，制定一些约束和规范，就成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就“四风”产生的思想根源来讲，可以说有以下两点：一是宗旨意识淡薄，群众观点丧失；二是迷恋权力、滥用权力。执政了，掌权以后，对权力应该怎么认识它，怎么来防止它的腐蚀。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说认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或者叫片面性。

所以，当前我们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的重点是，从理论和思想上来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权力观。针对我们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和产生的思想根源，要明确执政条件下群众观和权力观的内涵以及实现途径。

树立正确的群众观

如前所述，执政前我们党有一个最大的政治优势，那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但是执政后，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变了，变成了最大危险。密切联系群众也变了，变成了脱离群众。而且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这个最大的危险还在不断地增长上升。为什么？我想就需要我们进行研究一下。

我们讲树立正确的群众观，主要包括哪些内容？我想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第一，为谁掌权？执政是为少数人，为己，还是为大多数人？肯定任何一个执政党上台对外都宣称绝对是为大多数人的，不会为己、为少数人。对外宣称是一回事，但是客观上是否能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不是靠宣称、靠口号，而是看你怎样掌好权，也就是是否能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机制来保障你的广大干部党员能始终做到为民服务。所以，核心是第一是为谁，第二是怎样（掌权）。

遵循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对带来了什么新的党群矛盾？这个矛盾又对我们党提出了什么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应该探索一下新的解决思路是什么。如果对此链条我们缺乏认识的话，光喊口号，这个潜在的最大危险（十六大《党章》第一次出现的这句话）或纸上的东西将会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一、党群矛盾的新特点

沿着这个思路，首先咱们分析一下当前党群矛盾有什么新特点，和过去，甚至和改革开放的前期比，到底当前出现了什么新的特点值得我们党引起高度的警觉和提出新的解决思路。有以下四点值得我们来高度重视或者认真分析。

（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群众对党和政府制定的某些政策提出质疑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一句话是现象。这点大家都承认了，也都看到了。关键在于后面第二句话，这个现象对于我们党提出什么挑战？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分析的。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某些政策提出质疑了。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利益差距持续明显扩大。下面我们从36年来的趋势来看。

以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之比来看。1984年，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之比是1.7：1。过了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61：1，在1994年。2008年是36年来中最高的年份，达到了3.36：1，所以我单列出来了。2013年年底是3.03：1。尽管2008年以后我们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但是3：1左右这个高位一直没有下来。这是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基尼系数也是，2008年达到了0.491，这是最高的。去年是0.473。

这是持续明显扩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必然会引起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它必然会造成人们的心理失衡。人们对此又提出种种的困惑和疑问，那么这些困惑和疑问不是简单的发牢骚，实质上就反映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制定的某些政策的不满，甚至提出质疑。

咱们下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关于土地问题。农民说，现在我的农产品已经基本进入市场了，甭管丰年还是欠年，甭管天灾还是人祸，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按照市场法则办，咱们叫市场化。但是为什么土地的征收，基本上是按照“计划”的方式征收呢？咱们把“计划”打上一个引号。所谓“计划”方式是指，第一步国家把属于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土地低价征收为国家所有制；第二步，国家把它用于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经营性就要实行招拍挂，叫市场化。在这两步当中，农民只能作为土地第一步低价收益的主体来参与分享；第二步，当土地市场化收益以后，农民就不能作为主体来参与分享了，为什么？因为土地性质变了，已经由集体变为国家了，不再是集体所有制了，是国家所有制了。那么，这种政策制定，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我们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园、开发区和城镇，我们说它是正确的，也是适宜的，因为我们的城乡差距太大了，国家也太大了，不可能大家同时起步，那样就又走平均主义的老路。所以，第一步我们只能走以农养工、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农民和农村做出牺牲。现在，当工业和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什么程度？国家的收入主要是由工业、三产来支撑，而农业收入已经占很小的比例了，我们的发展战略就要实施转变，那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第二个发展战略阶段。这个应该说从本世纪我们提出和谐社会以来就开始实施了、转变了。在这个新的战略发展阶段当中，农民是否也可以作为土地市场收益的主体来参与分享呢？如果对此政策不加以关注和调整的话，失地农民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下不如农民、上如城市居民的“流民”。

我们看一下，“流民”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和现在的利弊。首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流民”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多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比如说唐末的黄巢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都与流民有关。我们再看看中国近代史上，毛泽东在《毛选》开篇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失了土地的农民是这样定位的。他说，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用了这样一个词——最不安定，什么意思？我查了原文，他没有展开讲。那么我就在想，毛泽东为什么称他们为“最不安定者”呢？大家知道，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土地就能够有口粮。反之，他就生存压力大，对社会的怨恨也极大，就极其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中对失地农民的定位。今天，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社会制度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或者是不能简单划等号，但是毛泽东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今天，当越来越多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动人口，当越来越多流动人口集中在大城镇，成为“城中村”。面对这种急剧的大规模的人口变迁，20多年几千万人涌入大城市当中，如果他们长期，长到什么时候？现在是改革开放36年，到了改革开放60年的时候，如果他们还处于“下不如农民、上不如城市居民”的边缘化的状态，难以享受市民化的待遇，那么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那就不是几千万了，可能就是上亿了。那么，这上亿人口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他们滞留在城市当中，他们会不会成为一股失控的盲目力量，采用违法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所谓违法，就是现社会制度所允许的。比如说一些个体农民工面对老板拖延工资，会铤而走险去杀人抢劫。集体行为，那就是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所以我们党和政府得他们的政策，由只注重管理，前面加上了服务。也就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提供服务中实施管理，使这些人能够逐步地融入城镇，人的城镇化或者享受市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