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妍慧：加强党性修养　弘扬优良作风（4）

（二）利益受损的主体主要是原有形态的工农群众，造成党的信任度下降、执政基础动摇

搞市场经济，肯定有盲目性，有代价。那么我们国家36年来谁成了盲目性和代价的牺牲品？主要是原有形态的工农群众，造成党的信度下降，执政基础动摇。同样第一个是现象，第二个是挑战。

有的社会学家按照人们获利大小把我国30多年来的人群分为以下四大群体，第一个是获利最大者群体；第二个是一般获利者群体；第三个是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第四个是利益绝对受损群体。他还解释了一下，首先，第一个大群体都有哪些人？他说主要包括大型的国企经理，特别是央企，还有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经理和各种“星”（歌星、影星、球星……），还有外企的管理技术层人员等等。第二个群体，目前这个群体是人群当中比较多的，它包括各个阶层的大多数人。比如说公务员大多数人、知识分子大多数人、一般经营管理者，还有工人、农民等等。第三个利益相对受损的，当前主要是指失业和下岗职工群体。第四个绝对受损，当前主要是指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

我们看一下相对受损和绝对受损中哪些人稍微多一些？我们看一组数字。第一组数字，城市低保居民。我都进行了五年的对比。去年底是2000万，这是说的大数。五年前的2008年是3200万，没有增长还减少了。当然减少也不太多，也就是2000万。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城市中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尽管是低水平，但是广覆盖达到了。第二个情况，农村低保居民。去年底是5300多万。五年前的2008年是4200多万，增加了1000多万数字。这说明什么？我想有两点：第一点，我们扩大了农村低保的覆盖面。过去是试点，现在开始覆盖了。第二，最大的低保群体还在农村。从现在的量上来看，它是5000万。第三个数字，农村贫困人口怎么这么多？因为每年的标准不一样。我们先看2010年。2010年的标准是农民年人均收入1274元人民币以下为贫困人口。所以当时我们宣布，我们从1978年农村的2.5亿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2000万了。对此联合国提出来了，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它估计，也就是每人每天1.25美元。于是，第二年2011年我们就把这个标准提高了1000人民币，人年均收入变成2300元。大家看这个数字就成了1.2亿了。去年底我们还剩8000万。上述这些人，大家看是否比原有的工农群众稍微多一些，咱们不敢说绝对，但是从量上来讲相对多一点。这说明什么？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严峻的挑战，你是靠工农起家的。在计划体制下，前30年虽然有差别，但是没有这么尖锐对立。在市场体制下，又30多年了，尽管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的人提高快一点，有的人提高慢一点，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原有工农群众中部分人沦为困难弱势群体，提高慢了，甚至有的做出牺牲了。

我们再分析这种现象，发展市场经济肯定要有盲目性和代价，那么我们的代价就是部分工农群众做出牺牲了。这种现象又是一个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免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不是我们的目标和终极目的。小平同志说过，让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我们的目标是这个。但是问题是谁来缩短这个过程？谁来弥补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代价？党和政府理应要担当起公共服务的职责。就是要尽快转变职责，不能够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和市场一样去以投资最大化为目标去干涉微观经济。所以，要求我们要转变职责，从微观管理转到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上，为的是弥补市场的代价和负效应。这样，我们社会才能够平稳、和谐。否则的话，市场追求效益，政府也追求效益，那这个社会就动荡了，就该乱套了。这已经被国外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所证明了。

市场要效益，那么政府就应该是宏观和追求公平，简单说一个是效益，一个公平，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协调起来。所以从十八大以来，用李克强的话讲，第一改革当头炮，就是政府简政放权，从中央政府开刀。就是为了要尽快转变职能，不要老管微观。第二步，他最近达沃斯讲话称“连环炮”，就是列出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创新就紧跟上来了。我想十八大以来所有的深化改革，都是要让我们政府从微观转向宏观和公共服务上来。

（三）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不少干部淡薄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等严重问题

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说呈现出多发、突发、频发的状况。原因很多，有历史的原因，有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原因，但从主观原因上来讲，那就是相当部分是由于干部队伍中出现了问题。

下面我想以贵州瓮安的“6.28事件”为例，咱们展开一下分析。此次事件是由一名初二女生非正常死亡引发的，无论从参与和围观的人生数看，最多的时候达到两万；从持续的时间看，七天才彻底平息；从打砸抢烧的时间看，7个小时，可以说都是近些年来最为严重的非常典型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之一。从这个事件之后，应该说我们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特别是教训，开始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采取一些措施，过去都是被动的应付。

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典型性突发群体性事件直接原因是多重的，但是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当地干部队伍在作风方面存在着某些严重问题，导致一些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常年得不到解决，或者是没有回应，使得群众对当地的党政组织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度。

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从两万多围观群众来分析，我们称它为非直接利益冲突者。那么绝大多数人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来围观呢？就是发泄心中的不满，宣泄心中不满，来看政府的笑话，是这样一种心态，其中包括有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有。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300人当中，与死者有亲属关系的人极少。为什么极少数打砸抢烧分子行为引起直接两万多非直接利益冲突者的围观呢？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却对群众没有了吸引力？第一时间权威声音失语。反之，群众的短信谣言不断。所以说失语就等于默认。不去发布真实情况，那么就默认谣言的存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严峻的问题。

近些年来瓮安县相对来讲在当地经济发展稍微快一点，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政府就出台了优惠政策，吸引当地资金和外省资金来投资开矿。开矿当中就出现了最为普遍的矿群纠纷，就是水污染了、土壤污染了、山挖空了、地挖陷了，房屋震裂了，等等。群众就这些问题常年向政府反映，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第一，政府在这个事情上不作为。第二，甚至个别干部违反规定投资入股开矿，官商勾结，与民争利，存在不正之风。第三，社会治安长期较差，黑暗帮派势力活动猖獗，政法机关又不作为。这三个矛盾问题日积月累，常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于是，在群众中出现了以下三种心理。第一，仇富的心理。什么仇富？群众说了，政府出台优惠政策之后，谁富了？矿主富了，政府也富了。矿主富了，理应谁污染谁出资。矿主不出资，政府也不管，就出现了仇官。社会治安又长期较差，仇警的心理。这三种心理同样日积月累，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借机发泄。所以，此次事件又叫社会泄愤事件。不管是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的人，都带着一种看政府的笑话发泄心中不满的情绪来围观极少数打砸抢分子的行为了。由此可见什么？我们干部中出现的淡薄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的这样一个作风。这种作风行为表现在干部身上，但是它会在群众中产生仇富、仇官、仇警的群体性情绪。重呢，就会由情绪发展到事件。

结论是，我们应该在现阶段要建立新的化解社会冲突的群众工作机制。就是党群联系，过去光靠堵、光靠压不行了，或者是不理不睬也不行了。所以瓮安事件之后，首先从县委书记，到公安局长，到教委主任，实行了大走访、大下访、大寻访的活动。过去群众想表达，但是“门难进、脸难看”。现在他下去了，这叫畅通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就是能听到群众的声音，知道群众想什么。当然这只是一个方式，叫自上而下。当然我们还要建立多元化的方式，包括自下而上的、党外对党内的、社会上舆论对政府的多元化的诉求表达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