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宏壮阔的民主之旅（2）

几十年后，荣毅仁仍对当年大会上民主融洽的氛围印象深刻。“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不因为阶级的隔阂对我话留三分。”

这位闻名中外的“红色资本家”代表曾回忆说，“每位代表都能充分发表意见，民主人士在发表意见时也十分坦诚。那段时间，毛主席与我们多次谈话，都是坦诚相见，给我们指明前途，寄予厚望，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当时，人们聚拢在广播旁，欢欣鼓舞地倾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这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五部法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确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从那时起，我国的国家权力开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全面确立。

据有关资料记载 ：至1957 年年底，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会议，除了1954 年出台的宪法和国家机构方面五个基本法律外，还审议通过了兵役法，并修改了几部法律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二十多个法令，启动了刑法、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

这一期间，监督和代表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比如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五”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57 次国务院专题报告。代表们在全国进行了三次视察，提案数量不断增多。所以这三年，称得上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大制度建设史上的“黄金期”。

陷入低谷

但一场政治浪潮打破了平衡。

1957 年夏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矛盾，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政治浪潮，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运动逐渐偏离了法制轨道，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迅速波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反右”斗争扩大化影响了我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大的工作更是陷入低谷。

但是厄运依旧没有止步。纷沓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中，“左”倾思想登峰造极，对人大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践踏和破坏。1964 年12 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人代会再没有举行过一次。

其中，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代表们甚至要走秘密通道进入会场，但是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场景，让人们在那个阴霾笼罩的时期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人大制度根基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