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迟缓使得区域内环境恶化趋势难以得到遏制
人口、环境等压力使得京津等大城市不堪重负,分散功能迫在眉睫。为了改善现状并为再发展拓宽空间,京津只能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中低端产业转移。但是,北京准备向外转移的1000多家企业中,第一批外迁公司有207家,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这些企业大多为“三高一低”企业(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如果这些企业落户天津、河北,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治理将无法取得明显成效,环境状况甚至会更加恶化。
多年来,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区域产业仍侧重发展资源依赖性较强的能源、冶金等行业。这不仅加剧了地区矿产资源的争夺,严重影响京津地区钢铁、石化等行业的发展,而且使得环京津地区本来就脆弱的环境雪上加霜,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水土流失更为严重。环京津地区工业企业的钢铁、冶金等生产加快,短期内大量消耗煤炭、焦炭,造成空气污染加重的问题,难以找到好的解决办法。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北京周边地区的工业生产处于加快状态,工业增加值增速也有所提高。以唐山为例,2013年,唐山规模以上钢铁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1004亿元,同比增长10.5%;装备制造业完成增加值461.0亿元,同比增长10.5%;化学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197.33亿元,同比增加2.2%;建材企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129.7亿元,同比增长5.4%。目前,唐山的年产钢铁数量已经超过欧盟。
虽然中央以及京津冀地区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气力调整产业结构与治理环境,但是,目前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以环京津贫困带为例,环京津贫困带承担着为京津冀地区减少风沙、提供清洁水源的责任,是京津冀的生态屏障。但是,长期以来,受限于资金、技术、自然条件,这些地区无力也不愿调整产业结构,只能采取资源耗竭型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战略。这就造成区域内资源日益衰竭,草场及植被严重损坏,水土流失及荒漠化日益加剧,生态安全岌岌可危;生态日益遭到破坏,反过来又限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使京津冀处于生态经济恶性循环之中。
(三)行政区划严重限制了环境治理与绿色产业发展
环京津地区地处同一生态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理应由京津冀三方携手合力共建。近年来,京津冀三省市生态建设也有成功的联合与协作。中央也不断加大对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严格限制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但是,受行政区划的制约,三省市在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领域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三省市的环境治理基本上都是各自为界,联合协作没有实质性进展,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没有形成协同合作与优势互补。比如,为保护区域内生态环境,维护首都的社会稳定,河北省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除了少量京津对河北的专项资金补偿外,三省市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形成,生态资源供需关系没有理顺,市场化配置机制没有形成。这是京津冀地区生态建设最大的障碍。
在绿色产业发展上,行政区划的限制也阻碍了其发展。为了维护京津地区的生态安全,加快生态建设的步伐,环京津地区近年来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与服务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受自然条件限制和未完成前期经济积累的环京津地区,绿色产业的发展遇到诸多困难。第一,缺乏整体规划。总体而言,此前的京津冀的区域合作中,不仅缺少国家高度的总体的战略性布局与规划,而且在专项合作方面,如旅游、交通、农业、通信等方面的合作也大都属于小范围、浅层次、象征性的合作。以旅游为例,河北省环京津山区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在与京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当中,只是相互促销宣传或共同推出线路等,缺乏统一的协调规划,远远达不到一体化、规模化的效果。第二,产业基础差。相对而言,河北省基础设施薄弱,高新技术企业少,第三产业中现代物流及特色旅游业起步较晚,交通等基础设施尚不完善,而发展绿色产业更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资金支持,更缺少来自京津地区的支持与合作。第三,产业对接难。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之间,产业梯度较大,有广泛的合作前景,但是,产业对接难度较大,再加上行政区划不相隶属、行政级别不同等因素的制约,对接更加困难。比如,“农超对接”,虽然紧靠京津,河北却没能在京津“米袋子”“菜篮子”方面有更大的作为,目前京津市场的许多蔬菜都来自山东寿光等地。虽然,环京津地区与京津地区的“农超对接”已经有一定程度发展,但离产业化、规模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