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需要一次彻底的自我解放

中国科技需要一次彻底的自我解放

近日有消息说,袁隆平的第四期“超级稻”2014年亩产超过了1000公斤。要知道,在1958年,全国水稻最高亩产只有400公斤左右,直到2000年,袁隆平“超级稻”第一期试验的目标产量也不过700公斤。短短十几年,“超级稻”单产连续刷新纪录,为这个尚未消除饥馑的世界带来希望,这是中国人运用科技手段“解放”生产力的又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例证。

然而,在“解放他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中国科技,也正迫切需要破除体制障碍,来一次彻底的“自我解放”。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不仅体现在“嫦娥”奔月、“蛟龙”探海这样的重大工程中,科技改变生活的例子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2013年,我国全社会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投入已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亿元,总量与日本基本相当,位列世界前三;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突破2%,超过了欧盟。

舍得向科技投入,无疑是“科学春天”的重要标志。但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块透明天花板——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始终在10%左右的低水平徘徊,无法突破提升,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郁结——它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我们与发达国家40%转化率之间的水平差距,也不单单是成果转化的现实困境。

诚然,“没能转化”的成果绝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但我们也必须直视当前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不匹配、成果数量与质量不匹配的现实。追根溯源,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创新机制确实还存在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指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加大投入,是增强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保障。而打造一个制度完善、充分激发创造活力的科研体系,则是一个民族创新基业万古长青的根本。

遵循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科技体制、创新机制,用智慧驱动的精细模式,取代投入拉动的粗放模式,确是当下中国科技发展最紧迫的任务。

科技体制改革,说到底,是国家科技生态的治理。千头万绪,需要多管齐下。

在方向规划上,需要治“短”。急功近利是大敌。有统计显示,由于无法在短期内见到效益,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在我国R&D经费总投入中占比不足5%,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为19%和12.5%。而基础研究正是国家科技长远发展的根基。在现实中,急功近利则突出表现为某些部门、机构,或偏好以领导任期作规划,或动辄提出以多少年内拿到某某奖为目标,完全背离了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不仅如此,这样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科学探索与技术研发的关系,导致了不同科技投资主体的越位与失位。

同时,在管理体制上,需要治“散”。当前,中央财政划拨的民用科研经费出自30多个部门。政出多门、各自为政,既分散了有限资金的使用,也使很多项目重复,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缺乏严谨有效的科学评估和监管,更埋下了权力寻租的隐患。

在科研上,需要治“乱”。一些科研项目立项时,不是从科学本位出发,而是“看人下菜碟”。权威专家成为各方争取科研经费的旗号,甚至变为出租头衔的“老板”;学术带头人成了专门跑经费、拉关系的“包工头”。课题研究则被层层“转包”,质量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这既破坏了资源分配的公正准则,也助长了学术浮躁之风的蔓延,导致科研腐败频发。

在评价机制上,需要治“滥”。目前在很多科研机构,SCI论文依然被当作衡量科研工作者科研能力的唯一标尺。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成为各类期刊的“奴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学术垃圾的生产过程中。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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