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刊发梁柱杨天石文章（6）

深文周纳 随意曲解

《再谈》批判我，“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把反革命的‘剿共’战争描述成了为抗日做准备的爱国举动”，“完全颠倒了历史，否定了人民革命的正义性”。

我多次指出，1927年至1937年的清党剿共，1946年至1949年的反共内战，是蒋介石一生的两大过错，何曾有过片言只字的肯定、赞美之言！我也曾指出，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坚持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一面则进行抗日准备，例如恢复对苏邦交，寻找盟国；制订国防计划，修建国防工事；向国外订购军火、石油；寻觅迁都地点和长期抗日根据地，等等。追剿红军期间，蒋介石进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发现这一带地处内陆，远离海口，山川险阻，决定以这一地区，特别是四川省作为抗日根据地。但是，蒋介石企图给日本造成错觉：国民政府仍在全力剿共，并未进行对日作战准备。其日记称：“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所谓“大战”、“准备”，均指对日战争。拙著并未认为蒋介石的“剿共”是假“剿共”，更未认为其“剿共”是“爱国举动”。

在经过如此这般的分析后，梁文说，按照杨天石“对历史的颠倒”，“蒋介石成了民族大义的维护者，革命根据地成了蒋介石实现抗日的障碍物，那么红军战士不就成为蒋介石所说的‘匪’了吗？”他进而斥责我，“跻身于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并享受了最高学术荣誉称号”，“偏要这样来描述我们革命的历史”。“人孰无情，君心何忍；苍穹茫茫，先烈何堪！”

读至此，我大为惊愕，只想劝梁教授冷静，把别人的书读懂了再批判。须知，批判文章的力量在于坚实可靠的史料、剀切透彻的论述、严谨缜密的逻辑，而不在于煽情，更不在于对原文的曲解、引申。

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可以讨论、研究

《再谈》中，梁教授引用2007年《南方周末》记者对我的访谈。其中，我对国民党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一说提出质疑。

有关说法流传很广，然而，国民党是“百年老店”，各个时期表现不同，有关说法并不严密、准确，此前学界对此已有过讨论。例如，第一，20世纪中共在“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自然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国民党围攻苏区，代表谁的利益？难道仅仅代表“大地主”，而与中小地主阶级无涉？第二，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对外虽仍软弱、妥协，但实行关税自主，力图废除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自1937年起，即进行抗日战争，难道不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代表“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的学者，为了维护“大买办”之说，竟荒谬地声称国民党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听了主子的话才抗战的。这种说法，对当年的国民党抗日领导人和保土卫国、血洒疆场的广大将士，是否公平、恰当？

《再谈》中，梁教授问我：“如果笼统地说蒋介石有领导抗战并直至胜利这样显赫的历史功绩，那怎么解释三年后被人民革命战争打得落花流水，众叛亲离？怎么解释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正义性和蒋介石政权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其实，敝人早就分析过多次。其原因在于：国民党丢掉了农民；丢掉了民族资产阶级；大打内战，经济恶化，丢掉了全民；贪污腐败；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等等。这些说法，欢迎梁教授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