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刊发梁柱杨天石文章（2）

杨文辩护漏洞太大，难以周全

现就杨文提出的问题，择其要者作如下答复和商榷。

其一，杨先生将我引用材料失误问题，升格为作假、篡改；所谓作假、篡改者，就是主观动机不良也。这种不良的动机，只能解释为蓄意陷害蒋介石。这真是奇怪透顶！杨先生一再强调“死后”和“二十年后”公布日记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终于说出了不同的理由，他说：“生前不准备公布，至少可以说明，蒋介石生前没有利用其日记进行自我宣传、欺骗社会的打算，对于考核其可信度，不是关系不大，而是很大。”我深信这是实话，但这恰恰反映了其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这要从事情的原委说起。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中山舰事件，部分实现了他的阴谋，但正如周恩来所说，他这时羽毛尚未丰满，还想“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所以他又演了一出自请处分的丑剧。除了装作认罪悔过的姿态，又把事变说成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蒋介石说的“死后”看我的日记，就是指的这件事，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现在经过杨先生的解读，不但还了蒋介石的“清白”，还表现了他的“伟大人格”。历史被颠倒到如此地步，难道还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吗？历史虚无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虚无的是革命的历史，不虚无的是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正是杨先生的蒋介石研究的要害所在。

其二，杨文通篇毫无自我批评之意，而辩解的手法实在让人无法恭维。除了指责笔者断章取义、随意曲解之外，或是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或是诿过别人，一推了之，如他说“从来不曾提出过‘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之类非此即彼的问题……如今个别记者、编者，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常常会拟出一些扭曲原意的标题……”这确是对他一篇采访报道的标题，发表在《文史参考》上，像这样的采访报道稿，一般都会通过被采访者过目和同意的；即使没有通过，经过这么长时间（发表于2011年），对自己不同意的原则问题都没有提出意见和申明，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记者、编者身上。我想相关记者、编者如果看到杨先生这个言论，也会感到心寒和齿冷。

杨文为了说明蒋介石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特别举了两个实例，其实笔者还可以为其补充一个例子：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主动退出延安后，国民党把延安地区的一位劳模弄到南京，也说了类似的话。问题在于，能不能用这样一些所谓的根据，得出一个普遍结论：“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民党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作者显然忘记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反蒋、倒蒋力量时有表现，蒋介石更是消灭异己的一把好手。置这样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而下这样的结论，这是杨先生过于爱惜蒋介石，决心“抱持正面评价”而导致的。问题更在于：杨先生要用这个说法来洗刷加在蒋介石身上的“民族败类”、“千古罪人”的罪名，笔者也认为今天不必再用这种笼统的贬义词，但按杨先生“非此即彼”的说法，这种洗刷之后，不就是要说明他是“中国救星”、“世界救星”吗？

其三，杨文提出“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可以讨论、研究”，这从原则上说没错，研究没有禁区，但他为此提出的两点辩护，都是值得商榷的。第一，讨论问题偷换了概念。笔者是批评杨先生认为过去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特征可称之为“土匪史观”，“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从而否定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大概杨先生也觉得自己的观点太露骨、太荒唐了，因而在“可以讨论、研究”的名义下，提出“国民党围攻苏区，代表谁的利益？难道仅仅代表‘大地主’，而与中小地主阶级无涉？”

我们说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据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及其社会后果而对蒋介石政权性质作出的科学判断，现在杨先生提出如此幼稚的问题，就超出了常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