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刊发梁柱杨天石文章（3）

第二，杨先生说：“自1937年起，即进行抗日战争，难道不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代表‘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是一个多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不同的军阀集团往往都有不同的外国背景，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独占中国的时候，这不能不引起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到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问题，而且对统治阶级也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这种符合国际和国内情况的正确理论分析，就为我们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也为我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依据。

国民党参加抗战并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但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始终不敢实行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并且在抗战中后期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这就表现出大资产阶级在民族战争中的局限性。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无视或不懂这样基本的理论，是很不应该的。杨先生提出上面不成体统的理由，来掩盖自己说过的话，这就不是什么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了。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面对，都要加以否认，这还有什么“修辞立其诚”可言呢？！

在杨文中像这样的漏洞还有一些，或者说属于他的自我辩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笔者在《再谈蒋介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答杨天石研究员》一文中特别引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的一段话，规劝杨先生对照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这样做是大有裨益的。遗憾的是他回避了。刘大年指出英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对蒋介石评价的错误在于离开了阶级分析方法，这也正是这位中国学者研究蒋介石的问题所在。

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探究历史的真实，获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杨先生对蒋介石的研究，往往是用表面现象的罗列，掩盖事物的本质，这就必然影响结论的正确性。杨先生因读蒋介石日记而引发“重写中国近代史”的豪情。恕我直言，“先生之志大矣，先生的方法不对”。就我看到他的有关蒋介石的文论和这两篇对我的答文，深感其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理论素养、严谨科学的研究态度和对社会高度的责任心，也就是中国史学传统所提倡的史识、史德，还很欠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