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留下了南京大屠杀有力证据（2）

徐淑希是东北问题的专家。1925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及其政治实体：一项有关朝鲜、满洲和蒙古的中外关系研究》就是以中国与日俄美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与争端为研究对象。他强调东北地区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指出：“如果说朝鲜仅是中国政治实体的一截肢体，满洲则显然像中国的咽喉一般重要。在满洲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无异于将中国放入其近邻的怀抱中，必被置于死地。”

由于东北问题的敏感和紧迫，中日与会者在京都会议上的交锋充满了火药味。但时人记载，徐淑希的演讲“皆列举事实，状态甚温和，而发言则颇深刻”，各国代表得以了解东三省的真相，致使松冈洋右恼羞成怒。而松冈洋右在此次会议上已被徐淑希驳斥的许多观点和理论，仍被他毫无遗漏地带到国联大会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

虽然是一种民间外交性质的学术交流，但京都会议成为“无硝烟的战场”和中日国联大论战的预演。会议虽未就东北问题达成共识，但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中日关系日益恶化，徐淑希的东北问题研究，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与采纳。“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徐淑希即被张学良组织的东北外交研究会聘为委员。1932年，顾维钧担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方代表，徐淑希是顾氏的顾问。1932年11月，蒋介石采纳钱昌照的建议，创建国防设计委员会，徐淑希被任命为首批39位委员之一，与周鲠生、钱端升等人研究国际形势，尤其是对日外交问题。

编安全区档案

揭露日军罪行

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超过30万同胞遇难。

屠杀伊始，日军即开始了有计划的、严密的新闻封锁。他们首先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破坏殆尽，并立即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日军当局还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因此，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想要拿到南京的消息都极为困难。

但仍然有一些留在南京的国外新闻记者、侨民、红十字会成员、学者等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文字、摄影、摄像等各种方式记录下日军的暴行，也有一部分幸存者，用日记、纪实等形式，将自己亲历的惨剧公之于众。

当时留在南京的美、英、德、丹麦等外籍人士，出于人道主义，建立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没来得及逃离南京的难民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处所。但是，日军不顾国际信义，对躲避在这里的难民大肆进行屠杀、抢劫和奸淫。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向日方递交的公函就有69件，递交的暴行报告有428件。

1939年，徐淑希将这些公函和报告编辑成《南京安全区档案》出版，原书是英文，后译成中文和日文。

这份外籍人士目睹日军暴行的实录，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在东京审判确认日军罪行时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