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公函求情”是权力向司法越界

据报道，某县国税局下属分局局长落马后，县局曾专门开具证明，表扬涉案官员平时工作表现突出，建议法院从轻处罚。说起开证明的原因，县局负责人竟然说是为了“不让家属觉得单位没有人情味”。如此利用公权力为犯事者开脱讲情，“人情”是做了，行为却超出了权力的边界，求的是“情”，蔑视的是法律。

打着单位的大旗，给法院出具公函，为嫌疑人开脱，甚至想把人“捞”出来，这在近些年不时上演。如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湖南某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将嫌犯取保候审。更有甚者，重庆涪陵区某单位竟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

发公函求轻判，抛出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台面上的理由不外是工作能力强、一贯表现优秀，或者是涉案者为地方龙头企业，负责人锒铛入狱了，会导致企业垮掉影响社会稳定等等。而很多说不出口的原因，则是犯事者的亲友动用各种关系，请求单位出手相助，甚至不排除单位领导与涉案者之间有着种种瓜葛，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因此作出利益捆绑下的跨界干扰。

法院判案，讲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嫌犯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本是两回事，道理本很明显。然而，一些单位置基本道理于不顾，肆意以组织的名义求情，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滥用行政权力干涉司法，是权力的越位和角色的失范，折射出行政权力的强势与傲慢。而在公函求情的背后，也凸显着司法地方化所面临的困境、无奈和弊病。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提供了空隙。

显然，“公函求情”已经偏离了法治的轨道，既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伤害了司法尊严，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冲击。倘若因为所谓“优秀”“稳定”之类理由，就可法外开恩，无疑是对法律的亵渎。遏制“公函求情”现象，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坚决予以问责，追究发函单位及其领导的责任，让其不能、不想、不敢干扰司法，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彰显法律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