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式”限购之前应保证公众知情权（3）

2013年11月，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国宾向媒体表示，如果深圳出台限牌限号政策，“一定会广泛听取意见，绝对不会搞突然袭击”。今年1月深圳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记者会上，针对深圳是否实行小汽车限购的问题，深圳市长许勤明确表示，目前只依靠提高停车费用等经济手段治理拥堵，只有到经济手段失灵的时候才会采取行政手段。而就在一周之前，深圳市交委负责人还在首届北上广深交通会议上表态，深圳不会学习北上广（实行限购）。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此前多次“辟谣”，要么否认将实行小汽车限购，要么承诺即便限购也不会搞“突袭”，表态和承诺言犹在耳，现在却以“突袭”方式实行限购，让不信谣、不传谣的普通市民情何以堪？

从今年1月至今不过一年的时间，深圳市治理拥堵所使用的经济手段就失灵了，必须迅速采取行政手段吗？显然不至于。再说，即便要采取行政手段，也完全可以广泛听取意见，为何一定要步杭州等城市后尘，以兵家式诈术大搞“突然袭击”呢？有人也许要为“突袭”辩解，认为实施新政策如果留的时间空当太长，必然引发市民抢购。但是，即便新政策空当长引发了市民抢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种损失也远不及政府朝令夕改、松弛无常造成的政府公信力减损。因为前者的损失可以量化，也可以弥补，后者的损失则难以估量，而且几乎不能弥补。

“突袭”汽车限购事小，政府失信失誉事大。政府塑造、维护公信力万般艰难，政府公信力折损下降就在一夜之间，杭州、深圳“突袭”汽车限购伤害政府公信，教训十分沉重而深刻。如果再有城市实行小汽车限购，请千万不要干这种看似聪明的傻事！

依法治国了，为何还有汽车限牌“突袭”

深圳也终于汽车限牌了。相比此前许多城市的汽车限行限购政策，这样一个最新的限牌限购消息，显然尤其让人倍感遗憾和失望。这不仅是因为施行“汽车限购”政策的城市又多了一个，也不仅因为从此以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将无一例外地加入到汽车限购行列中，更是因为，面对舆论和市民“深圳是否也会限购”的担心，此前深圳市的相关负责人曾多次公开强调并承诺，“深圳对私家车不限行不限购，将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市民出行方式”，“如果深圳出台这样的政策，一定会广泛听取意见，绝对不会搞突然袭击”。

在这种背景下，“深圳限牌”政策还是猝然降临，明显违背了上述“言犹在耳”的政府承诺。且“突袭”得更加迅速——下午传出消息，晚六点便开始限牌，如此言行不一的做法，让曾对政府承诺报以充分信任的广大市民情何以堪？

诚然，在全国其他许多同类城市早已施行限行限购政策，面对巨大的交通压力、严重的交通拥堵，深圳也施行汽车限牌，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问题是，一面信誓旦旦“不限行限购”、“绝不搞突然袭击”，一面又公然背弃承诺、食言失信，又怎能取信立信于民。

从法律角度来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语境下，深圳市这一汽车限牌政策的合法性同样也是非常值得质疑的。众所周知，目前许多城市施行的汽车限行限购政策，缺乏明确的上位法律依据。而依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行政机关要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而日前，《立法法》修正草案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审稿提及“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为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深圳出台的汽车限牌政策，不仅是对自身承诺的一种失信，同时事实上也是对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法治原则精神的一种“失信”。这样的失信，显然不仅会损害政府自身的公信力，也会损害基于“政府带头守法”的“全民守法”法治秩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