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军：树立宪法权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确定的基本路线就是搞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到今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破坏，不能再这么干了。

市场经济是个什么经济呢？它是非人格化的陌生人经济。我们过去做生意靠熟人，这个亲戚做批发，那个亲戚做零售。这个同学干上游，另外的同学做下游，这个生意我们就包了。不熟悉的人要做生意呢，就要先交朋友，交完朋友再做生意。这个在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你看那些文艺作品，大老板跟人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先喝酒，先吃饭，先交朋友，觉得你这个人可以才跟你做生意。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今天不行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马云的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阿里巴巴靠什么赚钱？在一个虚拟的网络里面，谁也不认识谁，它就能挣几百个亿。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叫做陌生人经济，叫非人格化经济。经济应该朝这个方面去发生内生动力。那我为什么把钱交给你呢，我又不认识你，素不相识，素未谋面，这就要靠法律来保障权益，否则谁去干这个事情？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就面临着这个转型。

当前，我们的矛盾风险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你看香港的占中，有人说，这事如果发生在内地的话很快就解决了，那是，因为这个套路我们熟悉，这个环境我们熟悉，但是那个环境，那个套路我们就不那么熟悉。我们想通过香港立法会做出一些决议，把占中事件结束掉。然后就有一些议员在会上用“拖把办法”，就是不断地发言，把时间给占完，让你今天这个会就开不成。这个也是合法的，他没有说完，你不能把他赶下来。不是像法院审判，你只准回答有还是没有，一些议员就那么从头到尾地说，慢条斯理地说，你能把他怎么着，议会搞不成，搞不成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用新的手段，找一些人去反占中，也去游行，搞一个100多万人的签名，然后到法院去搞一个禁止令，这才叫执政能力的不断适应和提高。那我们现在用的这套是什么呢？就是依靠香港的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当年，黄炎培先生跟毛泽东主席在窑洞里面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黄炎培先生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政权兴起的时候是勃勃生机，一下就起来了，但是其亡也忽焉，一下就下来了。在铁托的治理下，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搞得不错，但是铁托死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就完了。那共产党不能这么干呀，共产党要保证长期执政就要找到一条新的路径，不能铁托死了，主义就完了。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保证长期执政呢？我们选择了法治，认为这个东西行。我认为之所以要重视法治就是基于上述原因，用一个概括的理论来讲，就是在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面前，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大。

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新提法、新论断

第二个关键词——内容。四中全会的重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几个阿拉伯数字，我把它叫“61156”，接下来我们逐条分析。

先看“6”，代表指导思想。“5+1=6”，“5”是原来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简单说，就是一个主义、两个思想、一个理论、一个观。现在加了个“1”，就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所以我们要去研究习总书记系列讲话里面关于法治的论述，我最近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记者跟我说，他统计过，说在习总书记的讲话当中有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一个是法治，还有一个叫吏治，而且这两个关键词交叉重复着，连续度比较大。

习总书记在宪法纪念日的讲话，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都是关于法治的。全国人大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法治，全国政协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讲法治的。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也有一部分内容是讲法治的。所以习总书记讲法治的内容和篇幅比较多。

再看“1”，“61156”的第一个“1”，一个目标。全面推进法治依法治国，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四中全会确定了一个总目标，两句话，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一句话是四中全会第一次讲，叫法治体系，法学家们过去讲过，但是全会《决定》里面讲是第一次。

什么叫法治体系？四中全会讲了五个体系。第一，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2011年吴邦国代表中央宣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讲一个小事，前两天丹麦来了几个官员，包括司法部的部长助理，一起座谈，我们了解到一个数据，丹麦的人口是600万左右，丹麦国会制定了将近3000部法律，中国多少人口呢？13亿多，法律有多少呢？240多部，还差得远，还需要完备，这是第一。

第二，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这是一个新的说法。过去我们讲法律体系，现在我们讲法治实施。再好的法律都是静态的规定，怎么能把它变成具体的实施。法律不实施，就没有权威，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我觉得司法系统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有切身体会，法律制定出来，如果它不执行，或者执行得不好，那它就没什么用。

第三，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所有的权力运行都需要监督，法治也同样需要监督，因为权力会腐蚀人，那我们怎么保证它不出问题呢？那就要靠监督。当年黄炎培问毛泽东，说怎样跳出历史的周期律。毛泽东主席的回答是，我们共产党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会懈怠。毛主席开出的药方就是监督。那怎么样呢？我们监督了吗？监督了。监督得够吗？可能不够，需要加强。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强化巡视组的功能。现在巡视组一波一波地出去，然后一波一波地巡视，然后一批一批的腐败官员倒台，个别地方“塌方式的腐败”。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巡视组的作用这么大。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