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反腐思想上有何不同？（2）

二、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不同点

历史活动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思虑”与“激情”。在反腐倡廉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对腐败的产生，毛泽东侧重从思想上找原因，邓小平既从思想更从体制上找原因。

对腐败与官僚主义，毛泽东主要从旧社会的影响来找产生原因，而邓小平不仅从历史影响找原因，还从我国现行体制找原因，指出官僚主义是同我国长期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关。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在邓小平看来，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是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滋生的根本原因与土壤之一。

其二，对腐败现象的认定，毛泽东失误严重，邓小平纠正坚决。

晚年毛泽东对腐败现象的判断上，有的偏颇。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阶级。邓小平不赞成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认为这一估计不符合实际。邓小平承认党内确实有官僚主义现象，但是，他认为官僚主义现象只是个别的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全局的。他指出：“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领导干部都特殊化。党内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

其三，毛泽东重视廉政建设，忽视经济建设，搞以纲代目；邓小平既重视廉政建设，又重视经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其四，在民主的作用与地位上：毛泽东实际上更强调“民主手段论”，忽视“民主目的论”；邓小平既强调“民主手段论”，又强调“民主目的论”。

民主有双重性：既是革命的手段，又是革命的目的。两位伟人都承认民主的双重性。但在实践上，毛泽东更强调民主是手段，忽视民主是目的。

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的历史教训，不仅强调民主是手段，更强调民主是目的。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说：民主不仅仅是实现四化的手段与方法，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崇高目标与伟大任务之一，社会主义若不具备民主的政治特征，就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或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他的这一思想，不仅被1982年的宪法所确认，还被写进了十二大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之中。

其五，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毛泽东主张“大民主”，邓小平主张“小民主”；在民主实现途径上：毛泽东主张走群众运动之路，邓小平主张走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之路。

1957年4月，毛泽东针对腐败与官僚主义现象难以根除的顽固性，提出“用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在毛泽东提出“大民主”的同时，邓小平就鲜明地指出：“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