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持续增长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奠定了日益丰厚的财政基础
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的奇迹后,中国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并有可能在未来3年左右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维持7%左右的合理增长速度应当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努力激发市场活力、着力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同时出台多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包括促进区域协同,打造多条经济带,还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庞大的消费市场、广阔的发展空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未来20年保持7%左右的较高速度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庞大的国有企业所创收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就会日益雄厚,从而为社会保障改革与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条件。因为社会保障实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没有发展不可能有财富增长,没有财富增长不可能在社会保障领域做增量改革,而是只能单纯通过调整既有利益格局的途径来推动制度完善,从而也就不可能取得帕累托最优的改革效果,这正是一些发达国家不敢改革或者很难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现阶段,需要通过调整结构与增加公共投入来促进社会保障制度走向成熟、定型,在此,调整结构就是要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再调整,它需要损有余以补不足,但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继续增长,则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方面仍然可以是做增量调整,即在普遍增加国民福利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这较之只重存量调整显然更有利于减少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从而客观上构成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又一重要的有利条件。
(三)新型城镇化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提供了加速度
考察社会保障发展史,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是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伴的。换言之,没有工业化与城市化,也就没有现代社会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人的城镇化进程较土地等物的城镇化进程要滞后许多,这使得许多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村户籍居民始终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也使得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始终处于残缺状态或者碎片化状态,难以适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城镇化的不成熟,不仅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社会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新一届政府将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在新时期的重要发展方向,并明确要在2020年前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的市民化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3] 这一举措意味着相关政策将从鼓励灵活就业与人口流动转向促进安居乐业,最终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同步迈进,它对于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也必定为数以亿计的农村户籍居民真正融入城镇,进而融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加速度。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即是在创造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的良好机遇。
(四)市场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塑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创造了条件
习近平主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被称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法治,突出人民是治理主体,同时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共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人民有序参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国家立法机关将会逐渐主导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并对其运行进行密切监督。而社会组织的日益发达,将成为承担社会保障服务特别是社会福利服务供给责任等的重要主体;换言之,社会组织将成为凝聚社会力量介入社会保障事业的有效机制。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十分明确地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将促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其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就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会鼓励丰厚的市场或民间资源投向社会保障领域特别是社会福利服务领域,如投向具有福利性质的养老服务、儿童服务、残疾人服务、妇女服务等领域,这无疑是对国民福利物质基础的壮大;同时,在社会保障业务经办中适度引入市场机制,亦可以达到提升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率的目的,如通过重塑官民结合型的社会化设施,可以替代官民分割条件下的官办福利机构,借助商业保险技术可以促使各种社会保险经办机制更加成熟,这一取向正在日益明朗化。社会保障领域的上述变化,将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新常态。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市场化改革的成熟,对于深化社会保障改革和促使这一制度走向成熟、定型无疑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在上述四大机遇中,全面深化改革、新型城镇化,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新时期所特有的背景,而经济持续增长与市场经济的成熟虽然有着以往改革发展奠定的基础,但新时期仍然要求采取诸多新举措才能巩固与延续。因此,新时期必须抓住这四大机遇,在积极促进社会保障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定型,以便为全体人民提供稳定、安全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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