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事外交文化理念的四个转变（3）

从工具性安全合作到共同安全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面临外部势力军事威胁的压力，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安全。比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核心实际上又是防止美国利用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问题。因此，这一阶段的安全合作的方式体现出工具的性质。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签订的《中美建交公报》、《上海公报》等公报虽不具有结盟性质，但其旨在通过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关系，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战略，从而达到国家之间权力平衡的军事交往策略。同样，与中苏军事关系一样，具有工具性合作的性质。

进入8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军事外交摒弃了这种联合一方、反对第三方的传统安全合作模式，谋求与世界各国都发展友好合作的军事关系。中国不但建立了与美国、苏联等大国的安全防务磋商机制，还发展了同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对话机制。

冷战结束后，面对变幻的国际局势，为了打破西方“制裁”，推动与各大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军事合作关系。以互信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逐步取代以遏制和力量平衡为基础的冷战安全合作模式，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一方面，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建立信任措施。多次参加亚太地区多边安全会议、亚太地区防卫当局官员论坛、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等多边安全研讨会活动。另一方面，“9·11”事件后，加强反恐怖主义合作。

进入新世纪，在保持地区的安全对话合作的同时，加强了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比如，2008年12月26日中国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此外，在中外联演联训方面加强合作。截至2010年12月，我军已与外军举行44次联演联训。

总之，这种合作理念从工具安全合作到共同安全合作转化，是以不减少成员的安全感为基本前提，而重在增进各国军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这种转化，一方面是基于主权平等的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合作，其内容符合所有成员和整个地区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这种安全合作的发展又基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安全利益的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