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依法治国（2）

二、明确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要求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去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直接决定着依法治国的进程，法治国家的建立，决定着我们党能否依法执政、政府能否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能否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包括以下基本要求。

宪法至上。宪法至上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政治宣言、根本大法，是治国理政、安邦福民的总章程，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保证。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同时，要始终警惕任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与西方“宪政”等思潮划清界限，做到改革不改方向、变革不变颜色，防止堕入“西化分化”的陷阱。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的真谛在于对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法治的根本宗旨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纵观法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法治是为适应人权和权利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人权和权利需要的扩展而演进，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文本就是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后各国的宪法文本大多数也是以人权和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强大动力。2004年我国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这些权利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而且我国还加入了20多项国际人权公约，为权利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核心意蕴，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法律总是意味着某种公平。公平正义是法的内在要求，反映、保障和维护公平正义是法的核心功能，是法治的价值追求。因而，公平正义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轴心。党的十八大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通过构建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切实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益。既提出了社会公平的基本问题，也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和思路。构建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和平理性。理性精神是法治精神的核心要素，法律是定分止争的实践理性。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当代，法学家们大多把理性作为法律精神，把理性作为解释法律概念和法律观的关键词。法治更是一个内涵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文明、秩序、正义、效益等理性要素的综合观念。法治思维必然是一种理性思维。理性是与非理性和超理性相对的，理性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自古以来，人治依赖愚昧、愚忠、无知、迷信等非理性因素来支持，法治则需要理性精神的支持。以理性精神审视人性，必然提醒我们正视这样的基本事实，人性是脆弱的、有缺陷的，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他的认识和理解也会出现偏差以至陷于成见，他的行为也可能失却理智，而被情绪所左右。“文化大革命”期间之所以出现民主全面崩溃、法制荡然无存的局面，是与极少数不怀好意的人发动“造神运动”、鼓动对领袖人物的迷信、盲从和愚忠密不可分的。理性的法治思维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法律与道德、情感、舆论的关系，不能用伦理代替法理、用舆论干扰以至冲击法律的执行和适用。

严格执法。坚持严格执法既要依法执政，也要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执政。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全党全社会的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善于”，即“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不仅阐明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也阐明了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高度统一。其次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关系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他还指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程序正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程序思维和程序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程序之治，依法办事就是依照程序办事。在现代社会，程序法（包括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选举程序等）是否完备并得到严格的遵守执行，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司法公正、诉讼民主、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程序问题上，必须破除很多误区，坚持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我们不赞成“程序优先”和“程序正义优先”的提法，但是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惯性以及“程序虚无主义”的影响曾经非常严重，所以有必要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和前提性。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更是防止、限制行政权和司法权被滥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利并提供救济途径的重要机制。重视程序的价值，维护程序正义是法治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要切实维护正当程序的严肃性，必须加强对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的监督、纠正、责任追究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