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性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二、价值观与历史观的内在一致性

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就历史活动而言，劳动创造历史；就历史主体而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则体现了价值观、历史观的内在一致性。

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主阶级的“神本主义”及其统治，曾经以追求人的解放和权利的名义提出过“人是目的”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各种从根本上来说有利于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原则和观念，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资本的增殖，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个阶级只能“资本增殖至上”、“利润至上”、“金钱至上”。从价值观上看，坚持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以牺牲劳动阶级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实现现代化，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决条件。这里的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马克思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矛盾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尽管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观念，然而我们一旦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观念所固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就昭然若揭了。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为此，有人带着伤感主义的情调责难他只注重生产而不重视人，似乎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念问题。而马克思则肯定了李嘉图的诚实的“科学”态度，认为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从价值观上看，坚持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并不是李嘉图个人的观念问题，它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才会主张为生产而生产。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也要秉承这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重复西方走过的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跨过“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以人道的方式汲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失去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历史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和巨大成功之后，我们才终于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果,它归根到底是由我们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始终是一个充满痛苦、堕落、欺诈、掠夺、战争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解决所谓“市场失灵”问题，不是它们不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而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市场失灵”恰恰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掩盖或美化，属于资产阶级的话语策略。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后果。而以人道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就是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邓小平同志晚年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了“24字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即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资本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根植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其核心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其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核心思想是资本的自由，资本的弱肉强食和肆意扩张侵略等等，对于广大劳动阶级和被压迫剥削民族具有欺骗性和虚幻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理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