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与下

“上”与“下”，是一种普遍现象，如上班下班、上山下山、上楼下楼等。延展开来，又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都希望只“上”不“下”，但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如何正确对待“上”与“下”，是对一个人思想境界、格局大小、人生智慧的考验。于为官者而言，更是如此。

《左传·昭公七年》有段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个叫正考父的人，他第一次被任命为上卿的时候，是弯着腰受命；第二次被任命为上卿时，是鞠着躬受命；第三次被任命为上卿时，他竟然俯身如弓受命。他在被授予重要职务时谦虚谨慎、如履薄冰、低头做人的品格成为后人的榜样。

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每上一个台阶，就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对自己的要求应更严，更要有一颗为民之心。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干部在“上”时当扪心“三思”：一思何为上？这固然是职务的提升，但更是德才的进步，且得真有“两把刷子”，才让人佩服；二思为何上？是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还是想掌更大的权，捞更多的钱，沉迷后者必然迈向深渊；三思如何上？是靠能力业绩，靠人品才学，还是靠贿赂吹拍，靠小圈后台，决定了为官的走向。若有人以为，当官就是做人上人，就能吆五喝六、前呼后拥，就是剪彩、赴宴、念稿、画圈，上任伊始恐就埋下后患，迟早会毁了前程。

人生“上”需慎思，“下”更是赶考。所谓“下”，即职务由“上”而“下”，条件由“好”而“差”，待遇由“高”而“低”。

历史有鉴。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仕途坎坷曲折，却始终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密州任上，他治蝗抗旱，堂堂太守也“自食杞菊”度日；徐州任上，黄河决口，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一道苏堤至今仍造福大众；在黄州、惠州，他力劝百姓改变陋习；在儋州，他传授先进农业知识，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有“东坡井”。

我党历史上，党员领导干部上下流动实乃常事。比如，开国将军甘祖昌，红军团长方和明，老红军李开文，都自愿申请离开高级职位，回乡当农民带领家乡人民脱贫致富；孔繁森两次请缨到阿里地区工作，“博士县长”柴生芳选择到最贫穷的甘肃定西扶贫，河北农大教授李保国扎根太行山区35年。在这些人的价值排序中，“上”还是“下”，无关功名利禄，无关荣华富贵，都是以党和国家的需要为先，以人民群众的期盼为先，令人敬佩。

但同样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干部队伍中也有这样一些人，只愿意“上”不接受“下”。“上”则喜形于色，下则怨气满腹；“上”则踌躇满志，“下”则心灰意冷；即便服从组织也是身下心不下。当然，这些人最终会被组织“召回”，被人民群众“退回”。

“上”与“下”是辩证的统一，犹如盈与亏、浮与沉、聚与散、用与藏、泰与否等，相辅相成。“下”，有时是“上”的准备，而“上”，又可能是“下”的开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时不骄不躁、不跋扈，“下”时不恼不怒、不泄气，是为人处世的一大妙方，也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胸襟，更是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