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走向法治，打造中国制度软实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战略部署，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点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法治中国建设规划了宏伟的蓝图，是提升我国软实力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制度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

目前不少人在谈及“软实力”的时候，往往把软实力单纯理解为文化的力量，并且经常以“文化软实力”等同于“软实力”。实际上，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把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也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认为软实力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当前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一方面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国民的牢固信念和国家的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与这些核心价值相适应的一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是这样一种努力，也可以说是我国制度软实力建设的一个大战略。

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对于国家的软实力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有感召力的政治价值需要具有感召力的政治制度来体现和支撑，否则政治价值就成为空话，最后终将失去感召力。在我国，制度软实力已得到重视，但建设步伐还略为迟缓。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进行顶层设计，特别是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创新要求，包括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推进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建立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这些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对于我国制度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以说是对这一目标的具体和深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的科技和经济，而且需要现代的政府和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现代政府和政党的任务更为艰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是要建立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国家制度。

从人治走向法治体现制度软实力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制度体系，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灵魂在于民主和法治。民主取代专制，法治战胜人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制度软实力的根本来源。因此，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的伟大变革。

依法治国的根本和衡量标准及其软实力的最终体现，是在于能否克服人治，防止权力僭越法律和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论何种社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都是贯彻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它虽发轫于西方社会，但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历史上一贯注重的从思想意识领域遏制权力的变异，如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专制王朝也企图依靠“君君臣臣”的道统来培养对皇帝效忠的“清官”。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能从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员的行为，却无法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大量滋生。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实现依法治国，不能从政治制度上解决对权力的制约，无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由此可见，依法治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学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政治学命题。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纵观世界历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以法治代替人治。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这就是法治的力量，是制度软实力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