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与核心价值的解构（3）

(四)身份与等级

在中国传统社会，身份一经确定就相应地与他人发生了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大体可分纵向和横向两类关系，纵向关系主要是指上下关系，如亲子关系、上下级关系等，横向关系主要是指平行关系，如兄弟姐妹关系、朋友关系等。这些身份关系是通过出生、资历、资格、等级、级别等加以确定的。因此，“阶序”是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存在于不同地位的人之间，在相同身份、地位的人之间，也依据一定标准形成等级阶序。在身份社会里，身份成为确定人们地位高低、权利大小、义务多少的基本依据，因而身份成了人与人之间一切差别的总根源，身份的本质就是讲究差别、亲疏、尊卑、贵贱。因此，人们常常把“身份”与“等级(制)”并称，不同身份的人构成不同的社会等级，在法律上也就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传统家族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按照血缘亲疏尊卑长幼顺序确定父子、夫妻、兄弟等各自的身份，建立起父尊子卑、兄长弟幼的等级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家族社会在新的生产方式、对传统的批判和斗争以及对“平等”的追求中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单位社会。在单位社会里，父子、夫妻、兄弟以及其他一切家族关系都是“平等”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但是，单位社会并没有使身份社会消失，反而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单位社会里，身份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取决于家庭出身，即成分。如家庭是贫农成分，其子女也是贫农，家庭是地主成分，其子女也是地主，依此类推。其次，取决于户籍所在地和初始职业。“在单位体制下，干部、工人和农民不仅是社会分工或职业分类的概念，而且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社会身份概念。故而全体公民据此获得三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干部身份、工人身份和农民身份”⑩。不仅如此，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子女的身份，在社会中向上流动的机会虽有但很少。再次，身份决定等级待遇。身份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所以，在单位社会和身份社会里，不同社会身份所确定的权利差异主要还不是表现在政治方面，而是集中表现在户籍、工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应该说，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实现了民族之间、性别之间等等方面的平等，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但是，仍然存在着某些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甚至被制度化了，这种制度化了的不平等就是准身份制。

建国以来的“准身份制”虽然使原有的身份制度被打破，但传统的身份及身份等级仍然存在，身份观念、身份意识和身份情结更是明显。这些身份观念、身份意识和身份情结是以一整套价值观念体系或身份伦理为核心的。也就是说，内含于公众意识结构中的一整套关于身份的价值观念体系或身份伦理，就是人们至今仍然抱持着身份观念、身份意识和身份情结的价值根基。这也是身份制长期持续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作为一种文化结构被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对身份与等级的解构并不十分明显，中国人的身份与等级的价值取向仍然存在(11)。近年来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与身份社会相对立的契约社会已开始形成。契约社会以个人自由、人人平等为核心价值，身份和等级是其天敌。梅因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2)

(五)崇高与信仰

如果说上述核心价值被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所解构还好理解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对崇高和信仰的解构似乎有点令人费解，因为崇高和信仰看起来似乎更具有正价值。其实，有两个基本因素使改革开放以来的崇高与信仰被双重解构，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时期崇高和信仰本身的虚妄性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着日趋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具有崇高价值的理想信念，人民真诚而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整个社会精神昂扬向上。然而，建国后的各种“运动”持续不断，与各种崇高神圣价值理想和信仰(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主义，整体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备受推崇的英雄主义，甚至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等等)实现了奇怪的结合。这种结合实际上是以崇高神圣理想和信仰去粉饰极“左”思想和实践。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崇高和信仰带给人们的无疑是巨大的压力，而不是真正的价值需求。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痞子”文学对崇高和信仰的嘲弄就不足为怪了。有学者认为：“王朔作品中那种消解一切崇高神圣价值观念的‘痞子’口吻无疑极大程度契合了经历过‘文革’的人的心理，道出了他们长久以来想说的话。……长期以来，以各种主义上演的社会运动已使人恐惧而厌烦，因而任何消解主流价值观念的言辞对人们来说都有某种政治解放的意味。尽管王朔以痞子的形态消解一切崇高背后的动机实属复杂，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被极‘左’思潮所压抑、所‘愚弄’而产生不满的人的心理。”(13)王蒙也指出：“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14)。由此观之，躲避崇高也好，嘲弄崇高也罢，都意味着对崇高和信仰的解构，这种解构其实是由原来那种崇高和信仰的虚妄性本身所造成的。

改革开放后崇高和信仰在新的市场经济社会并没有得到新生和重构，反而再一次遭到来自市场经济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变迁的解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世俗化效应开始彰显，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也逐渐转向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因此，就连承载着崇高和信仰的知识分子也对这一解构过程有一种无奈之感。一切曾经在80年代辉煌过的字眼如理想主义、美和崇高，在市场经济这一巨大车轮的碾压下成了不可复原的碎片。在信仰和价值观上无所依托的这一代人，也就成了“游走的一代”(15)。这样一来，不仅极“左”思潮下的伪崇高、伪理想被解构了，而且一切崇高、理想和信仰也由于在市场经济面前变得苍白无力而获得消解的合法性，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对商业社会运转逻辑的全面认同。于是，所谓逃避崇高、信仰危机、理想失落成为了描述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的普遍话语。有人把当前信仰危机概括为三种情形：缺失型，即没有任何价值信仰；虚伪型，即在信仰上口是心非、口善行恶；异端型，即与主流价值和主导价值相疏离甚至相抗衡。这种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价值信仰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