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思想全新内涵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克难攻坚，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良好开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迈出坚实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深刻阐释，是对他自己提出的“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遵循，是对30多年前邓小平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初稿”的赓续，写就了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篇章”。

“社会生产力总体跃升”的新境域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就强调，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紧密相联。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突出工程技术创新在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中的意义和作用，这不仅是新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规律，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出路和关键环节。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连接的新生产力观的结论就是“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习近平对新生产力观的又一重要观点。他提出，要从“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的总体关系上，更好地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代中国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社会活力的解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总体”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因此，在开始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时，习近平强调就是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根本目的。习近平从“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到“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系列阐释，提供了全面深化改革新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新境域。

经济趋势性变化阶段性特征的新判断

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着力点。2012年12月，在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根据经济发展的这些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问题意识”，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引导“问题倒逼”，采取有效举措解决问题。据此，习近平作出了“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一涉及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准确判断。

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地把“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问题提了出来。他从我国经济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变化的分析中提出：“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据此，习近平作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的判断。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显然，这一“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作为对经济发展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新研判，无论对经济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还是对新常态经济运行把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是习近平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