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就对资本本质的认识而言，唐文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仍然理解为一种物即积累劳动，而不是生产关系。其实正好相反，在《贫困》中，马克思反对在物的维度理解任何一个经济范畴。他说：“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同上，第163页)物不是经济范畴，因为“范畴只是它(指生产关系——引者注)在理论上的表现”；“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同上，第140、143页)这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论述是一致的。如在谈到劳动的价值时，马克思讲：“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像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马克思，2004年a，第616页)即使像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这样的非科学概念，在本质上也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和体现，何况是资本概念呢？在《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权力即资本”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6页)，并把它具体化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同上，第180页)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诸多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参见同上，第180、184、190、189、192页)可以说，《贫困》对资本范畴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因为它在生产关系的高度和角度理解和认识一切经济范畴，生产关系从而升华为一种方法论原则，由此确立了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就《贫困》阐述的重点和主旨而言，经济范畴的历史运动，肯定如唐文所言是一个重点。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因为是经济关系的运动决定经济范畴的运动。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不仅批判了蒲鲁东对待经济范畴的形而上学观点，而且批判了被他扭曲了的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在思想认识上，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高度的，是蒲鲁东而不是马克思；看不到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及其现实基础的，也是蒲鲁东而不是马克思。特别是，蒲鲁东的观点会给正在勃兴的工人运动造成不良影响，所以，马克思阐述经济范畴的本质及其历史性，阐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特质，最终目的在于为现实的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引导。在《贫困》中，马克思多次提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同上，第139、154、156页)，怎么能说他对经济范畴的阐述没能达到资本主义的高度呢？至于唐文所讲的新的理论质点，难道说在生产关系的高度上理解和把握经济范畴的本质及其历史性，从而首次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合，不就是这样的理论质点吗？实际上，即便是蒲鲁东，即便其观点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也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其理论仅仅局限于简单商品生产的水平。
当然，虽说《贫困》比《形态》讨论的经济问题更为广泛，站得层面更高，但由其论战的特点决定，它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讨论尚待具体化、精确化；由剩余价值理论的缺席决定，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阐释尚待具体化、精确化。因此，《贫困》不可能达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水准。但是，唐文显然大大低估了《贫困》的理论水平，一如它大大低估了《形态》的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1]黄楠森等，199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
[2]马克思，2004年a：《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4年b：《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1995年、1998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5]萨伊，1963年：《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6]唐正东，2011年：《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载《哲学研究》第6期。
[7]约翰·穆勒，1991年：《政治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
[8]詹姆斯·穆勒，1993年：《政治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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