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莹：详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奇妙人生（2）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这些对汉武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建议说： “作为一国之君，先正自己的思想行为，然后再来纠正朝廷诸官的行为，做到上行下效……” 只有这样，才不会有邪气和奸佞，才能风调雨顺，万民安居乐业，五谷丰登，天地丰润，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称臣。他还建议汉武帝广设学堂，用儒家思想来教化万民，使人民知道礼节行止，这样就不会犯上作乱。随后，他又以自己的眼光回顾了汉朝以前的历史，说明周代兴盛是因为教化，秦朝败亡是因为暴政。而汉王朝继秦朝的天下，就如同得到朽木粪墙一样，虽然想要好好治理。于是，他又一次向汉武帝表明，要想大治天下，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必须首先从思想上改变，使全国上下在思想上达到统一，这才有大一统的希望。

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十分惊奇，他异常高兴，他终于发现了最适合自己的思想基础。他对董仲舒十分满意，十分欣赏他的才干。

然而，由于汉初以来推崇黄老学说，推行 “无为” 的政策。而且当时，太皇太后— — 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还没有去世，她十分喜欢黄老学说，而且坚持黄老之学，汉武帝为了逾越这一障碍，于是就这个问题第二次册问，要贤良们再对策。在这次册问中，他提出了古代帝王的 “劳” 与 “逸” 的问题， “奢” 与 “俭” 的问题，还有 “质朴” 和 “雕凿” 的问题。他说： “有人说美玉不用雕凿，又有人说仁德要用文来修饰才完美，两者岂不相矛盾吗？” 他要臣下回答为什么这两种说法相异，实质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为而治”和 “无为而治” 到底哪一个更正确。

董仲舒又写了一篇近两千字的对策，在册对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然而在字里行间，无处不充溢着孔孟的儒家思想。这一篇文章更详细、更系统地提出了为君之道和治理天下的方法，对汉武帝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文章中，董仲舒叙述了自尧以来，一直到周文王的几位君王的所作所为，得出结论说： “由此看来，帝王治国的道理是一致的，然而之所以有 ‘劳’ 和 ‘逸’ 之分，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的缘故。 ” 这实际上是回答了汉武帝有关 “劳” 和 “逸” 的问题。君王的 “劳” 和 “逸” 是因为时境的变化。对于 “奢” 和 “俭” 的问题，他引用孔子的话回答说： “所以孔子说： ‘奢则不逊，俭则固。 ’ ” 用以说明 “俭” 是自古治国的一项重要原则，对国家的兴亡有着深远的意义。

随后，董仲舒又用大量篇幅向汉武帝建议实行有为的政策。他认为历史上“有为”的帝王能做到 “有为而治” 的话，便天下升平；相反，如果做不到的话，便会天下大乱。而能做到“有为”的帝王，正是与儒家的主张相符合的；不能做到的帝王，如秦朝 “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食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权训于下也。 ” 所以才 “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 由此，他建议汉武帝 “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 他还引用曾子的话说，希望汉武帝尊崇适合于他自己的思想，并做出相应的行动，自然可以成为与前代贤明圣主相并肩了。

接着，董仲舒顺承他在头一次奏章中的提议，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选派明师，宣传和发扬儒家的思想学说。而且还建议汉武帝改革吏制，让诸侯、郡守和其他高级官员每年选两人推荐给皇帝，选得好的官员有赏，惩罚选择了坏人的官员。这样，天下的贤士都可以被发现，授之以官而用其才。做到量体裁衣，用人唯贤。

董仲舒的两次 “对策” 逐渐深入而明确地提出了尊儒兴教，德刑并施的主张，赢得了汉武帝的充分信任。不久以后，汉武帝又进行了第三次册问，这次册问主要是关于天人感应的问题。

这一次，他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不但宣扬了天人感应，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尤其突出的是，他在奏章中明确地摆出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观点：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明，民知所从矣”，这篇文章还说道：“善言天意，必有征古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他认为，天是万物的祖先，所以包涵了一切而没有看到丝毫遗漏。天为了调和万物才创造了日月风雨，同时又通过阴阳寒暑形成万事万物的发展。然后他又引经据典地说：“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义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在这里，他从天道引发人事，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圣人的看法，他认为圣人是无私的、仁义的和讲究礼仪道德的。

接着，他又建议汉武帝把 “为君之道” 和“天”联系起来，并明明白白地说出 “天人之论”的话来，他进而论述把天之春与君之仁，天之夏与君之德，天之霸与君之刑并列起来，作为天人一致的象征，同时又向汉武帝提出了威恩并施的建议。

在三次对策中，董仲舒既回答了皇帝的提问，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他并未就此搁笔，紧接着他又写了一些文章，极力赞美儒家思想。他把《春秋》作为儒术的象征提了出来，而且还把它提高到上察天道，下察人事的神圣地位。然后，他又表达了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说凡是《春秋》反对的和厌恶的东西，就是灾害和怪异的根源，都是圣人应该反对的。文章的另一部分，大都是强调他自己的观点和论史察今。然而他在其中所总结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同，汉武帝由此施行了一系列措施，对当时的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坎坷的仕途

董仲舒与汉武帝之间的一问一答，十分投机，通过 “天人三策” ，董仲舒促成汉武帝进行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改革，而他自己则被汉武帝封为 “江都相”。

四十多岁的董仲舒离开了当了几年的 “博士”之位，前去江都做江都王刘易的国相。此后的十年，董仲舒的主要经历是为官治国，但并未提出多少新的思想和学说。

江都王刘易是汉武帝的兄长，他一贯骄横，争勇好胜，而且他还有很大的野心。他称赞董仲舒像春秋时的管仲一样，有辅佐王霸之材。也就是说，他希望董仲舒像管仲辅佐齐桓公那样，帮助自己成就王霸之业。然而董仲舒只是个鸿儒，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野心。他一直循规蹈矩，用仁义礼乐的一套东西来扶持符合正道的东西。刘易也就很少提起这件事，而是对董仲舒敬重有加。董仲舒在相任上很有成绩，对刘易也能进谏不诲。

尽管董仲舒在大事上很有思想，但他并不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当了九年江都相，出色的措施不多。相反，他还以《春秋》为依据，经常推演阴阳的运行，搞一些祈雨求神之类的事，然而没有什么成效。可是，董仲舒仍然热衷于他那一套神学，不久，他为此而招来了杀身大祸，吃了大苦头。最后虽没有被杀，却被贬为中大夫，失去了江都相的职位。

公元前 135 年，辽东郡的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长陵县的汉高祖陵园— — 高园先后发生了大火灾。董仲舒因此在家中起草了一道奏章，说这次灾变是因为上天发怒，遣告人间的 “杀骨肉大臣” 。还没来得及奏上，中大夫主父偃去拜见董仲舒，看到了这篇文章。主父偃一向妒忌董仲舒的才干，于是把奏章偷走，并呈献给汉武帝。汉武帝看了非常生气，他立即召集群儒，把文章给他们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是自己的老师所作，而大加贬斥，认为不过是一派胡言。汉武帝大为恼火，把董仲舒交官问罪，甚至要将他处死。

幸亏他从青年时代就有美誉，名声很大，再加上吕步舒等人为他极力求情。汉武帝怒气平息之后，也觉得杀掉这个 “群儒之首” 有点可惜，于是下诏赦免了他的过错。董仲舒经过这次教训，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之类的事了。

这次事件之后，董仲舒又教了十年的《春秋公羊》。十年后，丞相公孙弘推荐他担任胶西王刘瑞的国相。实际上，公孙弘和董仲舒一样研究《春秋》，但他始终比不上董仲舒，而且公孙弘迎合世俗，奉承当权者，董仲舒认为他好阿谀奉承，有点看不起他，为此，公孙弘对董仲舒忌恨在心。他为了剪除自己的对手，于是推荐董仲舒为胶西相，想借胶西王之手杀掉董仲舒。

胶西王刘瑞也是刘彻的兄长，他比江都王刘易更加骄狂，曾经杀害过不少臣子。董仲舒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去上任，这时董仲舒已有五十岁。当胶西王听说他是当代大儒，对他还比较客气。自公元前125 年上任那天起，他在前次教训和自己年老的情况下，成天唯唯诺诺，只求尽职尽责，但求无过。

在胶西的几年里，他还是颇有政绩的。他以身作则，廉洁下属，推行教令，人民都安居乐业。尽管刘瑞十分骄横，他有时也能上疏谏争。不过他始终担心自己待久了会对自己不利，公元前 121 年，五十八岁的他便称病辞去了胶西相的职务，从此结束了他的坎坷仕途生涯。

归家著书

董仲舒辞去胶西相位之后，便回到家里埋头著书立说，从不问家居杂事，也不置产业。这时他已六十余岁了，可他竟然还和少年时代一样，从来不去园子中看一看。

尽管董仲舒离开了朝廷，但汉武帝并没有忘记他。每次朝廷讨论重大问题，朝廷仍派遣廷尉张汤和其他使者到董仲舒家里征询他的意见。董仲舒总是详细解答，而且回答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

在家里，他总结了自己五十余年治学的心得体会，加上对《春秋公羊》等的研究，写成了十七卷八十二篇《春秋繁露》。他仍继续从事对《春秋》微言大义的研究，从《春秋》的某些语言作出很神秘而又实有所指的注解。这就是汉代兴盛的 “今文经学” 的初期，他写了许多有关 “今文经学” 的文章。所谓今文经学是指用秦汉以来流行的隶书写的解释《春秋》的文章，首先作这种文章的就是董仲舒。

除了研究这类经学的文章以外，他还整理了各次上疏的文章和其它一些议论性的文字，据史书记载，他一共写了 123 篇这类文章，然而到现在，大部分已经遗失，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多万字。

公元前 121年，他已归家十几年，这期间汉朝达到鼎盛。他尽管在家中著书立说，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他 75 岁时，还积极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和铁官营的政策，认为这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公元前 104年，在他写完最后一篇奏章后不久，便因病去世，被葬于西汉京师长安的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那儿，为了表彰董仲舒为汉王朝的效劳尽忠，表达自己的哀思，特地下马致意。因此，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为 “下马陵” 。

董仲舒的影响

董仲舒的一生，走过了 75 个春秋。从一位杰出的学者到皇帝的智囊，从当相治国到归家著书立说，他主要是作为一名思想家度过其一生的。

他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首倡独尊儒术， “三纲五常” ，对后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哲学思想，有一些可取之处，在当时也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他的神学是统一于他的哲学之中的。但他以神学为目的，甚至搞一些装神弄鬼之事，实不足取，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他在公元前 140年提出的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与统治阶级结合而成为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思想。

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对当时上升阶段的封建社会的统一和巩固，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他那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是有很大的欺骗性的。此后风靡于西汉的 “谶讳之学” ，把儒学推到极端荒谬的地步，追根溯源，就在董仲舒身上。

董仲舒的思想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人套上了一具精神枷索，禁锢了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