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6）

第一个，我们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培育和普法宣传活动，公民的权力意识、维权意识增强。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一件好事。老百姓不再是逆来顺受，不再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听，而是要维护他的权利，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因为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了，维权意识也增强了。特别是在北京，老百姓的法律素质、知识水平比较高，北京有全国最多（1/10）的律师，还有大批的法律专家、学者，还有大量的环保组织、民间组织，他们在维权方面的确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是北京“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北京现在人员的知识水平，包括法律素质比外地普遍高。因为北京毕竟有这么多高等院校，有这么多法律专家、教授，有这么多律师事务所，有这么多律师在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作为老百姓来说，我们法律意识强了，维权意识也强了，但是法治观念相对还是缺乏的，这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他维权主要是因为这个行为损害了我的利益，损害了我的既得利益，至于我的既得利益是不是正当得到的，是不是应该得到的，我的利益本身是不是合法的，他不会首先来考虑。你拆他的房屋他要抗议，你拆他的违章建设他也要抗议，并不是说这个违章建设我自己就拆了，拆他的违章建设他照样要跟你抗争，因为这是我的既得利益。这就是发生的矛盾，老百姓维权未必都是百分之百的为了维护法律正义。我要跟你抗争到底，这是维权，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利益被侵害了，我得到的还不够多，要想获得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要维权，那就是该我们依法行政。如果我们满足他的要求，那可能给其他人造成负面的作用，没有办法按照法律来办事，如果说我们不满足他的要求，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他以自焚，以各种方式要挟你，影响社会稳定。这就叫挑战，就是你怎么处理这些问题，这是老百姓。

律师当然是好的，律师为政府出谋划策，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也是有一小部分律师打着维权的名义来实现个人目的，有些可能是为了提高他的知名度。这对政府来说，经常会发现有些律师哪个地方有热点他会马上到法院去起诉，叫提起公益诉讼，环保诉讼，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很多事情逼迫政府必须做出第一反应，没有做出第一反应的话，小道消息满天飞。政府有时候很被动，我们的自媒体，新兴媒体、微博、微信广泛发展之后，我们对新闻媒体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控制。所以今天我看中央要求，政府网站至少得一个星期更新一次，其实一个星期更新一次也晚了，有些突发事件发生以后，你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要么说明事实，要么澄清有关谣言，你必须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不像以前，我们法律上规定的七天以内给予答复，或十五天以内给予答复，这已经不行了。

第三个，社会矛盾逐渐增多，对政府治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现在提出来，我们执法，我们的行政决策，不仅要审核它的合法性，还要进行社会风险的评估。你这个行为尽管是合法的，但能不能去做要考虑到有没有社会风险，这个社会风险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它？所以我们对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提出要进行社会风险的评估、合法性审查、追加论证、群众参与、集体讨论决定。社会风险评估实际上就是社会稳定的评估，你这个决策对社会稳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比方说我们要建垃圾焚烧场，本来是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场，但当地居民就反对、抗议，那我们就不建，我们后来建在苏家坨，那个地方没有多少人，把他们迁出来就行了，农民愿意迁出来，但是海淀区的环保组织又不干了，他们说你这是上风上水的地方，破坏环境，但我们说环评报告都已经做好了，环评报告也说明了这没有问题，也请了他们这些人到日本，到别的地方去看，人家的垃圾焚烧场建在居民区里面，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他说你这个环评报告是造假，所以产生一系列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在外地就发生了大规模冲突事件。杭州建垃圾焚烧场，当地的村民跟警察都打起来了，把警车也烧了，把有关的部门也给冲击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说我就把这几个人拘留起来，聚众闹事，拘留过两天也把他给放出来。最后还是放弃了，最后我们的垃圾焚烧场都放弃了，你们反对那我们就不建，所以对政府的行为，尽管你的行为可能是符合规划的要求，也有法律根据，也有环评报告，手续也全，但是最后不符合老百姓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对依法行政就提出来一个挑战。那到底我们怎么办，是放弃还是接着做，这个就是问题。当然，反正海淀的垃圾只能在海淀处理，不能弄到门头沟，人家也不干，所以还得建，最后基本上建成了，但是这对政府的确是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挑战是北京特有的，我们要控制人口规模，缩减首都非核心功能。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到2020年北京的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我是1986年到的北京，那时候北京人口不到800万，700多万，北京城也就是二环以内叫北京。我在北大上学，北大是郊区，动物园那个地方开始到北大是郊区，我们叫海淀镇，那完全是独立的一个镇，跟市里面没有关系，现在那个地方成了中心地方了。2004年已经做出一个规划，到2020年北京的人口控制在2000万以内，现在已经是2180万了。所以现在改规划，重新制定规划，到2020年的时候控制在2300万以内，怎么控制？我觉得正常情况下是控制不了的。有人算了，现在每年增加6万人，你这个车可以控制，每年摇多少个车牌号，这个人不能摇号吧，每年进多少人，这肯定不行。那怎么控制？王安顺说了，这个底线必须守住，不能突破，就得守住。怎么守住？他也说你有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那说明还是要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来控制人口。用法治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话你解决得了吗？可能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包括现在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的批发市场要转移到外地，怎么样用法治方法？用法治方法肯定不行，你不能说他非法建设吧，肯定是有手续的，也是有周期的。比方说我这个在这个地方卖皮鞋、卖服装，我五年、十年周期，现在周期还没到呢，这个时候把他轰走，凭什么把他轰走？那只能用行政手段，动物园批发市场不管搬到哪儿都要建一个新的市场，而市场是靠人气，你没有人气就不行。经济手段可能也不行，那个地方能挣更多的钱，成本更低，我估计他也不愿意去。那你用什么手段？那控制人口规模，人口非核心功能，这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

实际上现在依法行政说起来可能不难，说我们要按照法律来办事，真要做起来的话，我们有很多挑战，这个我们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依法行政不仅是有问题，还有挑战，那这个挑战怎么办？王安顺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说了，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要多用法律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做到这样可能已经很好了，以后我们也要少用行政手段，多用法律手段，但是也不能说我们不用行政手段。不用行政手段交通拥堵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行政手段，限购、限号，都是行政手段。这是我们依法行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