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

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是马克思历史总体观的现实运用和具体化。其社会历史意义在于:当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仍需复活并主导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仍需遵循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通过总体性的改革,在推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推进整个社会结构、社会体系的全面变革和进步,在推进经济体系市场化,实现完全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推进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政治上层领域的深度改革,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其中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具有基础性功能作用,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则是保证改革沿着历史总体观的轨道和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政治保障,即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改旗易帜。

历史总体观是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重要维度和基本结论。①其基本原理有:1.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双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阶级矛盾和斗争是二对矛盾运动的人格化表现;3.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和解决冲突的方式将给这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时期打上不同的印证;4.如果无产阶级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获得政治领导权,将可能减轻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阵痛,并改变其社会属性,马克思将其称为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将它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以上述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来关照党的十八大所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和三中全会作出的六十项重大决定,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清晰的的逻辑脉络:全面深化改革是马克思历史总体观的现实运用和具体化;一旦实现和完成,不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变化,而且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如何减轻或避免资本主义的历史痛苦,通向共产主义社会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当理解为无产阶级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进程的社会

在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是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客观必然性并不是自然必然性意义上的而是社会结构矛盾运动意义上的客观必然性,即它是人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进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并进入共产主义。②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为如何运用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出了毕生的努力。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市场体系)时期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首先是由资产阶级开创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亦即资本的本性改造和构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核心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并通过这种支配而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在经过漫长的原始积累过程(15世纪的最后30-40年到19世纪的前30-40年)之后,因资本相互间的竞争和它的对立面劳动即无产阶级的抗争而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进而一方面促使资本不断地开发新技术、运用新技术以获取新的资本利润,另一方面,在劳动的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面前不断地后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包括企业的微观条件和社会的宏观条件)、建立社会保障,乃至限制财产继承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的抗争及其胜利与资本对新技术的采用是互为因果条件的(或者说是系列因果链条中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因果关系),无产阶级斗争方式的成熟(从个别的自在状态转变为阶级的联合的自为状态),使得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变为不再可能,从而转向采用新技术(包括管理上的新技术)以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而新技术的采用,则又为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劳动薪酬、缩短劳动工时创造物质条件。

第二个需要我们关注的关键点是,尽管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斗争成果和生存生活境况的改善是肯定的,是感到欣慰的,⑨但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依然苦苦思索着改变无产阶级根本命运的更好路径的良策,而巴黎公社革命这一伟大事件,则燃起了马克思的无尽遐想:人类可否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走完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一方面,马克思终生坚持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原则,始终认为人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历史条件而凭空创造历史,认为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坚持认为历史规律是在人们自己活动中产生的活动规律,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终结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及其它们的人格化表现形式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推动的结果;进而,当劳动的力量在生产活动中越来越重要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是否可以首先通过在政治上争得民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主导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向未来社会迈进呢?在马克思那儿,答案显然是肯定,而且,他还把这一设想中的进程称为“过渡时期”。⑩进而,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将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进程的社会。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这一关于历史总体性和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性的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和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完全理解。与马恩同时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仅从财产所有制属性去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性,企图在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直接走向共产主义,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观点实际上被马克思、恩格斯或婉转地或断然地所否定。后继的伯恩施坦及其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消极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总体性思想,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限制在当下的局部的有限的利益诉求即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这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过程的思想不见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开创的,后来又被斯大林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巩固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则以近似于民粹主义思维逻辑的方式,(11)在历史流沙的基础上主观虚无主义地片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脱离历史总体性原则而片面强调无产阶级国家的能动性,企图跳过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一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和客观规律性缺失了。毛泽东在建立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虽也曾作过纠正斯大林模式偏差的种种努力,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没能对历史总体性原则给予充分甚至必要的尊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行程可说是步履维艰。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恢复了马克思的历史总体性原则,进而打开了通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通道,并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

责任编辑:佘小莉校对:郭浩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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