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4）

从西欧的历史来看，在漫长的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进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土地的商品化经营和土地本身变成商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这一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赋予农民以更多的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实质上主要是土地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一改革愿景，不仅肯定了近期土地的商品化生产经营方式，而且肯定了在农村内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权益可以作为商品由农民来处置，从而赋予或扩大了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决定》中要求推进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的改革方向，不仅肯定了城乡交换过程中土地的商品属性，而且加大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权益在农民与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共享结构中的权重。《决定》中的这两个改革步骤，是农民和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共享结构范围内对土地所有制共享结构的扬弃，是迈向土地市场化的重要一步。而《决定》中要求推进城乡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则既可理解为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可能导致贫困化的预防措施，也可理解为权利分配去身份标识化和保障人权平等的制度演变。

产权明晰和财产权利平等是资本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资本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尽管资本的身份标识及其特权是资本早期发展的普遍状态（如早期欧洲各国王室普遍采用的特许经营制度），但历史证明当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带有旧社会印记的特权制度，将阻碍市场体系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中国的资本身份标识特征，主要源于两个因素，即思想认识因素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从思想认识上讲，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将社会主义与集体所有制、国有制画等号，给经济组织打上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当下的资本身份标识即是这种思想认识残留物的遗存；从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来讲，一是国家崇拜的传统政治文化基因，源远流长，深入我们的文化因子，且影响广泛，这种影响投射到经济组织或资本身上，则产生对国有经济的盲目崇拜，二是人身身份等级制的传统社会文化基因，同样源远流长影响广泛，这种影响投射到经济组织或资本身上，则表现为给各色资本打上高低贵贱、嫡传与庶出的标识，并按身份标识给予主观的不同期望、实际上的不同权利待遇和责任义务要求。

资本的身份标识制，其好处是明显的，如有利于国有经济的壮大发展，方便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但其弊端，特别是当民间资本有了相当发展之后，也是广泛而深刻的。首先，平权、平等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自由流动则是资本平权、平等的表现。而资本的自由流动、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效率的根源。资本的身份标识制度，则视一些资本为龙种、为宠儿，视另一些资本为贱民、为敌手，人为设置制度壁垒，阻碍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领域的自由流动、平等竞争，必然妨碍整个社会生产领域的经济效率。其次，资本的身份标识特征必然导致行政垄断，进而一方面，导致享有特殊权利那部分资本的实际生产或经营效率的下降（并可用会计账面报表的赢利，如通过资源、价格垄断，或财政、金融补贴等途径来掩盖低效率），另一方面导致不同身份的资本因身份不同而产生资本回报的不同，进而造成不同行业、领域人为的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不公。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进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可谓是抓住了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尽管这一改革的要求和指向，还保留有资本身份标识制的外表，但却已抽去了身份标识制最为重要的实质内容，一旦这一改革目标得以实现，资本的市场化改革也就基本完成。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资本的去身份化改革，它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它还要求意识形态观念、法律体系发生相应的变革，要求人们的国家（民族、社会）安全观和国家安全体系发生相应的变革。反之，也只有在这些领域发生相应的变革，才有可能推进资本的去身份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顺利实现。

如果说从市场到市场体系转变的改革，是遵循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一总体历史观中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理论的体现，那么，中国的这场改革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则可说是执行马克思关于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和条件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有关无产阶级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过程这一特殊规律的具体体现。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在劳动、分工还没有被消灭，或者说劳动时间还没有缩短到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之前，商品经济历史阶段是不会被终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这整个历史阶段都伴随着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冲突，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斗争既推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逐步实现，也推动着资本的实际发展。当无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还较为弱小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委员会”（国家）如议会、法庭、警察总是把这种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17）而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确立之后且政治影响不断增强之后，无产阶级的斗争则能取得相应的成果，如取消规定工资的法律、取消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制定限制和缩短工人劳动时间的法律等等。（18）而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则为马克思探索和建立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称其为“过渡时期”。本文作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理论提供了新的着眼点和实践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