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2）

二、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涵义及其历史后果

正如机器体系从机器进步而来一样，市场经济体系是从小商品生产和交换中逐渐发展演变而来。机器的社会属性是中性的，它仅仅是人手中的劳动工具，但机器体系的社会属性则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把工人置于机器的支配之下，工人被片面化、碎片化。当市场仅限于商品交换的平台或场所之时，它的社会属性也是中性的，是平等的交换主体从事等价交换活动的媒介。但是当市场（伴随着分工）浸入生产领域内部把一切生产要素都纳入市场并发展成为市场体系之后，市场（体系）则就从嵌入于它母胎之中的社会的一个补充要素而蜕变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并要求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发生与它相适应的变化；（12）而从小资产者（小商品交换者、生产者）成长而来的资产者阶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存在，则把这种要求逐渐变成了现实，“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首先，资产阶级随着资本的增长不仅在经济上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其他阶级排挤到它自己的后面去了，而且把国家逐渐改造成为自己的“共同事务委员会”；其次，它破坏一切传统的神圣，把“金钱”提升到一切价值的标准，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职业神圣”、“家庭温情”等等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再次，它按照市场逻辑的要求，在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进而，第四，随着市场体系的扩展和深化，它把世界各地的地域史、民族史都融合进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史”进程之中。（13）换言之，市场体系按其最初的本性来说，它绝不是价值中性的，实质上，它既具工具理性，又具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

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当今世界的市场体系，其深度和广度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相比较，一方面，不论在广度上、深度上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影响亦更为深刻。另一方面，当市场体系的价值精神向其他领域渗透之时，不可避免地遭到这些领域固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则的抵制与反制；在资产阶级势力大肆扩大并重新改造型塑其他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到这些社会阶级、阶层（包括老的新的、即将消亡的和将更为强大的）的反抗、斗争，并因这些反抗、斗争而同时改变着自已和所有社会各阶级，这些斗争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化。首先，由于资本阶级的努力及推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以理性、竞争、进步和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其次，由于无产阶级的抗争和牺牲，迫使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上层阶级接受民主政治（1848年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迫使统治者认识到整个社会的民主以及民主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也使统治者意识到选举民主并不让人即统治者感到那么可怕，它是可接受的），并成为最为基本的政治原则和秩序，即民主的方式成为解决政治歧见和调和阶级矛盾的主要途径；（14）第三，民主和国内资本的壮大及组织形式的发展（股份公司、大型企业、跨国集团、大型金融企业和集团等等），在带来国内繁荣、阶级矛盾缓和的同时，却累积着资本的国际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当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则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原因，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由这两大原因（起码主要是）所造成的；第四，资本的全球化奔走及资本的国际矛盾的尖锐化，不仅摧毁着落后国家（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同时亦催生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不仅是本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同时还是与国际资本、国际资产阶级的矛盾；进而，第五，资本与劳动对抗、斗争的主战场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且由于这一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纠缠在一起，同时也由于这些东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弱小和无产阶级的勇敢、坚韧及同盟军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不意味着等于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绝不可能建立在贫穷落后和地域封闭的基础上，也不仅仅是因为无产阶级有没有学会管理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关系（恩格斯十分重视这一点（15）），而是因为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于当资本的社会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它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是说，能够代替传统自然经济传统生产方式的唯有商品经济或说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市场经济体系的全面生成及其发展，才能提出荡涤建立在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真要求，只有顺应发展市场体系所自然提出的客观要求，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社会变革和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切变革，同时，也只有有效地掌控、驾驭市场体系，才能将它纳入合乎人性的轨道上（包括避免世界大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强调如何掌控市场、如何更好地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必须看到在这同一命题下面，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却完全是相反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市场体系时主要是苦于市场体系中自发力量的强大（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就是在市场体系、市民社会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么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则首先主要是苦于市场体系的不发达以及与这种不发达相对应的其他领域的不发达，苦于国家机器的“早熟”和超强大；其次才是如何更为有效地掌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进而，在这里，那种以为国家可以任意支配市场、或者把市场体系封闭在行政权力的笼子里，进而限制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破坏性的想法，是过于乐观和天真的想法，也是对市场、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缺乏深刻探究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