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5)

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5)

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会使得整个商品经济历史阶段的进程变得更为人道,更为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19)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属性。对此,马克思在分析、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公社政权的无产阶级属性首先来自于公社委员会是由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选举产生的,且可随时罢免;其次,来自于它实现了廉价政府,且公社委员只领取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这是避免“公仆”异化为“老爷”的重要制度保证)。第二个条件是指工人阶级本身的发展已足够成熟,有能力掌管国家机器和组织社会经济生产过程。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中就曾指出,1848年欧洲革命乃至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工人阶级的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20)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点有三:一是如前述那样,建成全面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二是循应市场体系的客观要求,深化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三是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支撑、相互规定的,三个方面的改革必须都同时做好,这既是三者内在关系的客观要求、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改革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执行和贯彻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的必然要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推进党和国家政治领域的改革,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现代选举民主的问题,必须给予专门的讨论和澄清。在当下的中国,对选举民主不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这两个阵营都有相当多的人将它看作为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专利,但是,这种认识不论在理论上、学理上还是在历史知识方面都是难以成立的。从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系列著作中阐明了民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首要的政治原则,民主(包括选举、讨论、表决等形式)是无产阶级保证自己的政党和政权的无产阶级属性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从学理逻辑上讲,民主作为政治运作的具体形式,它是现实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政治反映,现代民主是现代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反映(民主本身并没有从古至今一以贯之而发展的历史,即便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有某些形式上类似之处,那也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的集体记忆的某种复活和人类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会有某些共通之处罢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从历史知识上来讲):在整个欧洲乃至包括北美,直至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更多的是将民主即工人参加的社会普遍选举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序曲,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样式,他们对普遍的民主选举心怀恐惧并加以拒绝,是欧洲的工人运动特别是继1848年革命之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巨大威力,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普选民主制,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及19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工业在整个世界的大发展,才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方发展国家逐步推行起民主选举。(21)故而,那种以为选举民主产生在资本主义时期和社会里便是资产阶级专利品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与这种认知相反,现代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是现代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工人阶级争取和保卫自己各方面权益的重要武器。至于资产阶级最终也能被迫接受普选民主,那是因为历史是人们共同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越是发展到高级阶段,其社会关系就越是不仅仅只限于贴着资产阶级的标签,其实,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也会通过民主斗争的方式在其上面烙上越来越明显的印记。在这里,作者之所以要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这是因为,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是市场体系条件下与资本力量相对抗对冲的根本力量,是劳动阶级应对、防止资本与权力合谋的重要制度安排。

概而言之,依据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一方面,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即无产阶级成熟到较高水平时,他们或通过自己的民主斗争给这一历史阶段烙上自己自觉的阶级意识印记,实现并累积自己局部的阶级利益;或通过自己的阶级革命掌握国家机器直接主导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就在于:当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仍需复活并主导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仍需遵循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通过总体性的改革,在推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推进整个社会结构、社会体系的全面变革和进步,在推进经济体系市场化,实现完全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推进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政治上层领域的深度改革,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其中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具有基础性功能作用,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则是保证改革沿着历史总体观的轨道和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政治保障,即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改旗易帜。

注释:

①参见胡承槐:《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及其现实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7-33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5页。

⑩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法兰西内战》第三章,《哥达纲领批判》第四章。

(11)[美]路易斯·费希尔:《神奇的伟人列宁》,彭卓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9-51页。

(12)卡尔·布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9-130页。

(13)《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277页。

(14)[英]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第4页;《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3页。

(16)胡承槐:《现代化:过程、特征与回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3-244页。

(17)《资本论》第1卷第2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0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8、2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08、809、316、334页。

(19)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三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6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0页。

(21)[英]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第4-5页;《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3页。

责任编辑:佘小莉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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