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木船业的衰落和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2）

（二）沿海木船生意被轮船所夺，数量大为减少

同治五年六月十三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税务英桂奏称，兵燹之后，商业既属萧条，而运货民船又为洋船侵占。自福州、厦门二口办理通商，轮船常川来往，商贾懋迁，维期妥速，内地商货每多附搭轮船运销，既免节节厘金，又无遭风被盗之患，进出口岸系报完洋税。咸丰十一年间，福州口本地商船尚有五十九号，逐年报销，至今仅存二十五号。厦门口商船四十号，亦仅存十七号。泉州口商船一百七号，今存六十五号。涵江口商船十六号，今存五号。宁德口只有商船二号，铜山口只有商船三号。其福、厦等处从前北省各项商船进出口者，每年计有一千余只，今则减去不止一半，是洋船日多而民船日少(13)。

福州口岸的商务报告则称，可以肯定地说，外国轮船，尤其是英国轮船，正在逐渐而稳步地垄断沿海航运，由福州口运往中国其他口岸用帆船装载的货物，已经有三分之一改由外国轮船载运。可能在不多的几年之后，沿海航线就只会剩下寥寥几只无足重轻的帆船。

报告认为，中国人已经充分感觉到把他们的货物交由外国轮船运输能有迅速和安全的优点，他们知道外国轮船可以在任何季节和季候风里航行，同时他们也很精明，他们重视用外国轮船运货可以保险的方便。

中国人或是按月包船，或在货物很多时按航程包程。如果按月包船，一艘350吨的轮船须1500圆至1800圆，同样吨位的轮船，从福州到上海往返须3500圆至3600圆，如果到烟台和更北的港口天津，往返所需费用更要大些。

中国人还需要较小的轮船从宁波载运小量杂项货物到上海，这对易于腐败的货物最适合，例如橘子、鲜果等，这类货物需要运输迅速。

他们从香港以及汕头和厦门等中间港口所运来的货物大批装在英国轮船上。定期航行在香港与福州之间的英国轮船共有6只。这些轮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的主要货物(14)。

沿海这种帆船的衰落范围相当大并持续进行。光绪十三年《申报》载文称，该年营口装载粮米之沙船，共有130余艘，由营口南返时，只有92艘载货而回，其余回南者皆是空船。向来粮船回空，载货准予免税，以故回时，未有不装货物者。今乃仅以空船返回，实为向来所未有。其生意萧条，于此可见一斑(15)。

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五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海关税务希元奏称，自洋船通行以来，民船生理渐减。商民以洋船行驶迅速，无风涛之险，且洋税较常税轻重悬殊，遂皆趋之若鹜。向以民船为业者，自知挽回无术，率多弃业改图，每遇民船行驶外洋，遭风损坏，概不修理添补，以故民船日益短少(16)。

（三）列强侵夺长江航运权和内河木船业的衰落

在沿海的中国帆船遭到冲击不断走向衰落之时，中国内河同样成为外国轮船扩张势力的目标，列强轮船势力进入和不断扩大内河航运势力的同时，伴随的是中国木船业的衰落命运。此处以中国最重要的内河长江流域中的木船业为例进行观察。

咸丰八年七月何桂清奏称，李泰国等抄呈天津所议条约，经薛焕督同候补知府吴煦详加查复。就字面观之，其中以外国人驻京和轮船入江二条最堪发指。其处心积虑，则在垄断专利，多方误我，竟欲将我内地货物，由此口运往彼口销售，侵夺内地商贩之利。如果坠入其术，则数年之后，我将民穷财尽，彼则富强更甚，事会不可为矣。其欲多添码头，意殆在于此，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何桂清称自己会商抚臣赵德辙、藩司王有龄后，已秘嘱薛焕、吴煦，赶紧密为筹办，力争在我方范围内，只准将外夷货物贩至各口、各口货物贩往外夷，不准将内地货物在内地各口间往来运销，如此则小民衣食尚有依靠，“大局尚可维持”(17)。

但是西方列强侵入长江的目标却无法阻挡。他们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达到了在长江扩展轮船航运势力的目的。通过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条约，列强攫取到沿海航行权和长江出海口上海的航行权。咸丰八年天津条约，则规定开放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九江及长江中游的汉口作为通商口岸城市，列强轮船的航行权随之实现了从上海延伸到长江中游汉口的目的。光绪二年的烟台条约，又规定增开芜湖、宜昌为通商口岸城市，列强的长江航行权又进一步延伸到宜昌。光绪二十一年的马关条约进一步规定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岳州为开埠通商城市，这样，除长江干流的航行权被列强强行延伸到四川的重庆外，还使外国轮船打破了过去不得驶入内河的禁令，使其得以沿吴淞江经运河驶入苏州和杭州，从而使长江干支流航行权丧尽无余。与此同时，列强还取得土货贩运权和内地通商权等一系列特权，打开并取得了通向广大中国内地市场的通道。

西方列强攫取长江航行权的首要原因，是长江流域在商业上具有的巨大价值和广阔前景。19世纪60年代，在长江轮船航运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主要人物金能亨，曾对长江客货运业务进行过估计。他经过调查后认为，长江的营业额几乎难以估量，他以原棉一项为例称，估计长江流域的产量便大大超过美国全国的产量，中国国内贸易的运输量姑且不论，单以外国人经手的货运而言，数量便十分可观。他说，湖南、湖北的茶叶有500多种规格，在供应市场时，需顺长江而下。以两湖茶叶而论，总量估计便有7万吨。继7万吨货物之后，还有更多的生意可做。在贩运土货的回程方面，金能亨估计：回程货运量同样巨大。在汉口出售的外国棉织品，估计一开始就会达到2.5万吨，而这些棉织品只占上海总进口量的一小部分。客运方面，金能亨称可从广州至香港间的客运量来推算，他认为两地船只的每天客运量通常为二三百人，有时甚至达到500人，很少低于50人或100人的，那么，中国主要航道上的客运，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在中国人看来，香港只不过是一块海外属地罢了(18)。

事实上，咸丰三年，在列强尚未取得长江内河轮船航行权时，西方的工业制品就已通过上海与武昌间的木船大量运入内地，与深入长江上游、远离通商口岸的武昌进行贸易的千百条木船所满载的货物中，就不仅包括从美国和英国运去的所有产品，还包括英美两国船只运进的鸦片(19)。取得长江轮船航行权后，外国轮船商在所从事的轮船航运业中都赚到了高额利润。金能亨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同治六年的纯利润就高达806,011两，其中单以往长江上游装运棉花而论，便为该公司挣得毛利约24万两(20)。“大英轮船公司的董事们同中国的交易全是史无前例的最赚钱的买卖，单就上海丝这一项来看，今年(咸丰十年)完全有可能达到5万件。丝的运费是每件白银10两，总数就是50万两，合英镑十六万二千五百镑!”(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