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木船业的衰落和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5）

（四）裁停闽沪厂局造船直接激发中国轮船航运业诞生

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在奏请裁停闽沪厂局造船折中称：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靡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与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将谓用于巡捕洋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将欲用以运粮，而核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每年闽关及厘捐，拨至百万，是以有用之帑金，为可缓可无之经费，以视直隶大灾赈需，及京城部中用款，其缓急实有天渊之判。江苏上海制造轮船情形亦同。因而请求暂停江苏上海制造轮船局，其已经造成船只，可拨给殷商驾驶，收其租价，以为修理之费，庶免船无可用之处，又靡费库款修葺(61)。

实际上，宋晋上奏前后，李鸿章等人已在筹谋闽沪船厂所造船舶之去向。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信函中，就曾注意于此。他说，总署函商各局轮船由商雇买，自系经久良法。惟闽沪现成各船装载不如商轮之多，行驶不如商轮之速。华商愿附洋船图骗捐厘，内意既允由沪关查税，照洋船一律免厘，或有愿雇买者，已致信江海关沈道等就近筹商，具复尊处，谅亦照行(62)。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复曾国藩的另一信函中透露，租赁轮船一节，已有津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议定呈文九条，据彼称：公凑本银三十万，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或请发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已致信上海广建各帮妥议(63)。

同治十一年二月，同治帝谕令军机大臣等，称前因内阁学士宋晋奏称，制造轮船靡费太重，请暂行停止。故谕令文煜、王凯泰，斟酌情形，奏明办理。现据回奏，闽省制造轮船，原议制造十六号，定以铁厂开工之日起，立限五年，经费不逾三百万两。现计先后造成下水者六号、具报开工者三号，其拨解经费，截至上年十二月止，已拨过正款银三百十五万两，另解过养船经费银二十五万两。用款已较原估有增，造成各号轮船，虽均灵捷，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其第七、八号船只，计本年夏间，方克蒇工。第九号出洋尚无准期，应否即将轮船局暂行停止，请旨遵行。左宗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惟造及未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续须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绌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惟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不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既据奏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遽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因此着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划。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实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外侮等各节，悉心酌议具奏。如船局暂可停止，左宗棠原议五年限内应给洋员洋匠辛工并回国盘费加奖银两，及定买外洋物料，势难退回。应给价值者，即着会商文煜、王凯泰酌量筹拨。该局除造轮船外，洋枪洋炮火药等件是否尚须制造；及船厂裁撤后，局中机器物料，应如何安置存储之处，并着妥筹办理。已经造成船只，文煜等以拨给殷商驾驶，殊为可惜，拟将洋药票税一款，仍作为养船经费，酌留两号出洋训练。即着照所议办理(64)。

同治十一年四月，沈葆桢复奏不赞成裁撤闽沪船厂。他称，宋晋原奏中称捕盗已有师船，运粮不若沙船。前年浙江成案，师船出则洋盗悍然戕官，轮船出则洋盗弭耳就缚。前年运米成案，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此其利钝赢绌，尚待辩而明哉？至谓成造船只，拨给殷商，将其租价以备修理。不知兵船与商船迥别，商船高其顶，务广其舱以受客货。兵船则避枪炮，压风涛，敛之惟恐不密。以兵船租给商人，即不索其租，彼亦不以为利(65)。

左宗棠亦不赞成宋晋裁撤闽沪船厂意见，同治十一年四月他在复奏中辩称，内阁学士宋晋奏称，制造轮船靡费太重，请暂行停止。现据夏献纶禀，各厂匠作，踊跃精进。西洋师匠所能者，均已能之。而艺局学徒一百四十余名，既通英、法语言文字，于泰西诸学，尤易研求。臣前据闽局缄报，天文、算学、图画、管轮、驾驶诸艺童，有学得七八分者，有学得五六分者，屡请英法教师考校，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次亦三四十名。将来进诣，尚未可量。如果优其廪饩，宽以时日，严其程督，加以鼓舞，则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似制造、驾驶之才，固不可胜用也。文煜等既称造成轮船灵捷，又以拨给殷商为可惜，是以造成之船，非不适用，数百万之费，非虚掷也明矣。其称尚多不及外洋兵船者，亦止就目前言之，并非画地自限。泰西各国之制造轮船，始事至今，阅数十年，所费何可胜计。今学造三年之久，耗费数百万之多，谓遂能尽其奇巧，无毫发憾，臣亦不敢信其诚然。然侧闻岛人议论，佥谓中国制造驾驶，必可有成。而闽局地势之宜，措置之当，索图传览，靡不叹服，亦足证前功之有可睹，后效之必可期也。至制胜之有无把握，此时海上无警，轮船虽成，未曾见仗。若预决其必有把握，固属无据之谈。但就目前言之，制造轮船，已见成效。船之炮位马力，又复相当。管驾掌轮，均渐熟悉，并无洋人羼杂其间。一遇有警，指臂相联，迥非从前有防无战可比，此理势之可考者也(66)。

同治十二年二月，恭亲王奕等复奏称，闽省设局造船，创议于督臣左宗棠。该督于同治五年六月间，奏办之始，折内曾声明有事之时，以之筹调拨，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并云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可以布置沿海各口，遥卫津沽等因。复有函致臣等，谓轮船有明轮、暗轮、铁底、木底之分，外洋兵船，多用暗轮木底，取其稳固而便于修补。此次开局试造，取暗轮不取明轮，取木底不取铁底，盖欲仿其国自用之兵船等语。是该督所注意者原重在兵船一层。此次既据该大臣请将第十二号至第十五号轮船改造商舶，系为撙节度支起见，应如所请办理。惟从第十六号起，应仍一律改造兵船，以无失设厂造船，力图自强本意(67)。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文称，据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前福建台湾道吴大廷禀称，今中国风气初开，创始于官，而民不知举办。虽竭力制造，而多成一船，必多益一费。以国家有数之正供，筹轮船日增之费用，势必有所不继。今设法变通办理，招商出租承领，既可取偿造船之款，又可节省行船之费。俾商民习知轮船之利，渐推渐广，由富而强，诚为当今之急务。但吴大廷又称，其中有窒碍难行者五端：招商难、设埠难、保险难、揽载难、用人难。吴大廷禀文中阐述了这五难的具体情况。他称，有此五难，是否招商租领之议最终不可行呢？并不尽然。天下事兴一利必添一弊，弊除而后利兴。招商之事，诚如前两江督宪曾国藩复总理衙门函内所云，最难得其人。将来如有招商租雇之船，上海为南北总汇之区，商贾云集，必须江海关道传齐中华大贾善于经营者，反复辩难，必使弊去而后利兴，再由江海关道妥立章程，禀请宪台核示，庶几稍有把握。非可凭虚臆断，致临事时虞窒碍。

李鸿章赞同曾国藩缄复总署函中所云：变通之法，不外配运漕粮、商人租赁二议。他说，吾但求渐省豢养之费，初不重索租雇之价，亦未必终无愿租者数语，可谓能见其大。李鸿章认为，吴大廷所陈五难，均系目前实在情形。设埠、揽载二节，若商本充足，亦可先费后省，人弃我取。保险或由商自向洋行议办。用人则商既领船，应责令雇觅闽粤沿海素可驾驶之人，似尚无足深虑。惟招商一节为最难。奸商贪利把持，弊固百出。其正经殷富者，又不愿与官交涉。盖中国官与商，情谊久不联属，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几成通病。不似西洋之官商合一，痛痒相关。是以遇有此等大举，往往有呼无应，非尽由巨资之少也。曾文正谓宜物色众商所深信之人，而勿绳以官法，庶几近之。窃以为更宜物色众商所深信之人，使之领袖，假以事权。即总署函内所云：官为之倡，行之有益，商民可无顾虑是也。约计租雇官船之始，商人不独无利可赚，且小有亏赔。行之既久，经理得宜。添造与租领俱多，必获利益。使洋人不得专利于中国，利尤莫大焉(68)。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再上《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再次强调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左宗棠前议创造闽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惟以有开必先，不敢惜目前之费，以贻日后之悔。该局至今，已成不可弃置之势。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至于如何减省经费，他称闽厂相距过远，臣实不知其详，但就沪、津机器各局情形推之，凡西人制器，往往所制之器甚微，而所需以制器之器甚巨，机器重大，必先求安置稳固之地，培土钉桩，建厂添屋，不惜工本，积累岁月而后成，其需用器具缺一不备，则必各件齐全，方能下手。而选料之精，必择其良而适用者，恰合尺寸，不肯略有迁就，其不中绳墨，皆在摒弃之列。又经营构造，时有变更，或甫造未成，忽然变计，则全料已经拆改废弃，且以洋匠工价之贵，轮机件数之繁，倘制造甚多，牵算尚为合计，若制器无几，逐物以求，分晰工料之多寡，则造成一器，其价有逾数倍矣。凡造枪炮轮船等项，无事不然。闽厂创始，系由法人日意格、德克碑定议立约，该二人素非制造轮船机器之匠，初不过约略估计，迨开办后逐渐增多，势非得已，其造未及半而用数已过原估，或造更加多，而用费转就减省，似属西人制器事理之常，实未便以工部则例，寻常制法，一律绳之。惟厂工既已粗备，以后不过工料薪费数大端，应如何设法节省之处，请饬下福建地方督抚臣会同船政大臣沈葆桢，随时督饬撙节妥办，省其所当省，而非省其所必不可省，斯于事有济矣(69)。

随后，同治十一年六月，恭亲王奕等奏称，因未经亲历船厂，故不能知其详情。但认为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诸臣，虑事周详，任事果毅，意见既已相同，持论各有定识。且皆身在局中，力任其难，自必确有把握。其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查看情形，妥筹办理。至李鸿章筹及嗣后添造兵船，即以各船修造养兵之费，抵给轮船月费等语，应由各该省督抚另行奏请谕旨，饬部核议(70)。

最终该奏折得到同治帝批准。至此，中国轮船航运业历经种种磨难挫折之后，因缘之下终于得以获准兴办，也由此催生出了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