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把握经济工作新要求（2）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在金融危机前，靠负债支撑的全球需求增长比较旺盛，国际市场空间扩展较快。另外，我们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再加上加入WTO的红利，所以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现在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特别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甚至从某些个案看，国内的成本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现在我们的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了。过去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市场，二是要资金。现在单纯地要国外市场，但如果和国内市场开放不同步、不协同的话，会使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同时，国内的储蓄率很高，产能和资金都要走出去，也就是说我们到了需要更大程度走出去的阶段，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所以今后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包括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建。过去的国际贸易机制主要是适应于发达国家的，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影响、构建国际贸易新规则，这样才能够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所以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扩大投资、扩大产能就能够形成有效的增长，但是现在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有的产业已经达到或者接近消费峰值，有的产业达到了资源承载能力峰值，房地产的库存压力也很大，这种产能过剩必然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同步发生，并且形成负向的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所以说，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另外，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基于互联网新的技术，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所以现在强调全民创业、全社会创新。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技术和管理与国外的差距也比较大，只要是引进了技术和管理，就能够迅速形成生产力，带来经济增长。现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业富裕劳动力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起连续三年减少了将近1000万人。技术的差距也大大缩小了，能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有些技术人家也不给。在这种要素规模驱动发展力减弱的情况下，今后，要更多地靠要素的质量、靠人力资本的质量，靠技术进步、靠创新来驱动发展。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在商品短缺和排浪式消费下，市场竞争主要靠规模和价格。当时大家都追求大，大就是优势，大就是好，低价就能赚钱。现在，市场竞争正在转向质量性、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对政府而言，过去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是比政策、比优惠，甚至比“帽子”，就是要求国家今天给一个帽子，明天给一个帽子，各个部门也产生了简单化的倾向，愿意给地方戴帽子，导致各类区域规划、试点区、实验区、先行区等泛滥，带来了政策碎片化，市场隔断化，最终导致全社会成本高企。今后，政策取向是统一全国市场，全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水土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空间、生态环境的空间，相对还比较大，可以放开手脚不受约束地大开发、快发展。现在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一些地区污染严重、雾霾频频光临。人民群众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了。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现在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变化了，像有些地方最需要的是“APEC蓝”，而不是GDP。今后，要顺应人民群众对于优质生态产品的期待，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高速增长、做大产业，再加上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不当干预，使一些风险被掩盖了。现在各类隐性的风险正在逐步显性化，如产能过剩，过去被高增长特别是房地产的繁荣掩盖了，但是增长减速以后，一些扩大产能项目的投资回报可能就会成为问题，银行贷款可能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再比如，所有地区都赞同化解过剩产能，但都希望化解别的地区的过剩产能，不要化解本地区的过剩产能，所以明里暗里给了很多支持，有的是财政支持、补贴亏损，有的协调银行、让银行贷款输血，有的直接出资补助企业，结果是“培育”了许多应该死却死不了的“僵尸企业”。但随着经济减速，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削弱，一旦停止输血，这些“僵尸企业”的债务将会浮出水面。中央对于风险的总体判断是，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是短期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后的政策要对症下药，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的风险。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在需求管理方面，过去出现增长减速的时候，由于潜在的增长率比较高，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还比较大，加上产能过剩并不十分明显，当时采取扩大投资等刺激的办法，很快就能收到稳增长的成效。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采用这样的一些措施，都收到了明显的稳增长的实效。现在，尽管增长也在减速，但上述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降。在供给管理方面，过去很容易看清某些产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按照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采取对特定产业扶持的差别化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支持一些产业尽快成长的作用。但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了，要在产业链的分工中占领高端，靠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不再灵验。所以，今后要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同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探索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