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结构调整。旧常态下,结构调整主要是增量扩能。过去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增长的产能可以被需求吸收。新常态下,应该是增量与存量调整并举。我国发展到现在,有些方面已经接近峰值。劳动年龄人口、钢铁水泥产能,建设用地、主要污染物排放已到峰值,人口、粮食、水资源、化肥农药农膜消费、煤炭和钢铁等的消费、从业人员、大学毕业生等已近峰值。达到峰值的领域,意味着发展的涵义需要发生一些变化。过去讲发展就是事物从小到大进步的过程,达到峰值后发展的新涵义可能是减量、提质、增效。既要补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如扶贫、公共性基础设施、医疗养老等“短板”,更要截去一些方面的“长板”,去产能、去杠杆、去债务、去泡沫。
第七,区域发展。旧常态下,重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但是往往把发展等同于GDP,实际上就等于在缩小GDP的差距。这样的区域战略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也出现分散开发、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加重等问题,带来了区域上的“政策洼地”过多过滥,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通、产业转移不规范、物流成本高企等问题。新常态下,要从主要缩小各地区GDP差距,转向缩小人均GDP、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差距,要重视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空间均衡。就是说一个地区有多大体量的经济,就要有多大规模的人口,并与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有的学者说北京还可以扩大人口容量,那是纯粹的理论经济学。过去经济学上说空气和水不在经济学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是无限供给的,现在它是稀缺的。设想一下北京再增加1000万人,再扩大一块面积,绿色空间再减少一部分,环境容量更小了,水资源也不够了,生活质量会是什么样?还能有幸福感吗?所以说不能再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去发展经济、集聚人口,而是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发展。
第八,城镇化。旧常态下,主要是土地扩张、要地不要人。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不到位,另一方面是非劳动力人口,即农民工的家属,是城市的净负担。但是现在这个模式走不通了,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好,今后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的危害。供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今后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如果农民工不能市民化,40多岁就回老家,等于是从高生产率部门回到低生产率部门。技术工人在制造业当中的作用依然重要,职业教育仅仅是一个起点,技术是积累的。世界上两个制造业大国德国和日本,他们工厂里的工人是用一生积累下来的技能在做一件事。而我们的很多企业,最担心的就是春节以后工人不再回来。如果有相当一部分工人确实不回来,那就要再招新人、再培训,然后工作一段时间,又走了,这样下去技能很难积累,质量很难提高。从需求方面看,农民工不能落户,也就不会购买房子和进行其他消费,也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规模。
第九,生态环境。旧常态下,把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副产品。现在理念上有了重大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是说要把绿水青山当作发展的内容,绿水青山就是产品、就是发展。发展的理念要改变,有些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的内容要改变,有些地方可以要GDP,有些地方要以农产品为主,有些地方就要以生态保护为主。发展的方式、发展的重点、治理的重点也要改变。过去有一个误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是整治自然。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要从重点整治自然转变为重点约束人的行为,让人的行为更绿色、更低碳。要把山水林田湖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统筹治理,不要治水的只管水,治林的只管林,造成生态系统性的破坏。
第十,对外开放。旧常态下,主要是扩大出口,吸引外资。新常态下,要实现内外需、进出口、吸引外资对外投资三个平衡。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觉得我们对外开放得差不多了,很多东西都是世界第一了,就认为差距小了,没有什么可学了。这种倾向很危险,我们在过去主要依靠的是价格竞争优势,如果不去创造新优势,任原有优势慢慢消失,就会失去竞争力。要保持住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要有一些力度更大、更有实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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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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