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嬗变（2）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您曾对中国目前负面社会心态蔓延表现出担忧。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负面心态主要有哪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迅猛，成就举世瞩目，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得到较大改善，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不满”心态为何还大量存在？

周晓虹：改革开放这30年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大多数人意识到的不满原因，是这30年来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生活变迁的非均衡性，一些人尤其是草根阶层对某些社会不公表示不满。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不满原因，则恰恰是这30多年的变迁速度太快。我们都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刚刚出现不同群体间收入分化，社会上就开始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奇特心态;经过30年的变迁，当中国社会从原来接近平均主义的同质社会变成了贫富悬殊的异质社会时，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经大大提高，但这些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了部分人的“仇富”心理。

我们曾在研究中将转型期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简单说，“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或社会心态，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或社会心态，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等，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等。事实上，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种精神特征;同时任何一种心态特征或精神特质也都可能引发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后果。比如，如果我们只看到整个社会从计划体制朝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以及对物质生活和经济成就的肯定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却忽视同样一种价值观也会带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在理论和认知层面上看一定是片面的。同样的道理，变迁的迅即，既可能造就中国人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当然也会孕育焦虑、浮躁和不满。急速的社会变迁不仅持续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大大提高了他们感受幸福的阈值。这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却使得他们的满意感大打折扣。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如果要刻画转型期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群像，您认为有哪些特征需要特别注意？

周晓虹：大家都知道，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其实转型时期中国人微观的社会心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也具有鲜明的边际性。如果要刻画现时中国人的心理群像，从最基本的方面说，可以表现为这几个方面：一是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因为将几个世纪压缩在一起，不同时代的器物乃至精神气质难免会发生相互间的冲突和对立，这既为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会导致人们的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转型时代的社会变动尤其是迅疾的变动带来了人们期望值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满足感的降低，也就是说对现实的不满感极易滋生。三是城市与乡村的对峙，或者说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的对峙。前者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而后者则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虽然这两种人格特征说不上优劣对错，但显然相比之下都市人格更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四是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在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冲突。五是积极与消极的共存。一方面，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种特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心理特征或精神特质也都可能在引发积极后果的同时，带来消极后果。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变迁带来的积极后果，而忽视它的消极后果。

事实上，刚才我所提到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或极化特征，并不单单表现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转型之中，它也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种转型社会之中。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