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依法治国看改革方式的重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30多年来，由最初的“地方突破，中央立规”的政策驱动型改革，到今天“顶层设计”的法治式改革，实现了改革方式的重大转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改革方式变化的保障和推动，体现了党对推动改革的成熟掌控，是新时期执政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的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必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回顾改革方式的发展演变，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实现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科学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突破，中央立规”的政策驱动型改革

1978年，党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于当时政治、经上、思想上“左”的思想还占据绝对优势，“左”的思想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思维占主导地位，改革的突破点就集中在这些方面。使得改革初期采取了地方实验，建立特区，先行先试，然后再以中央政策形式推向全国。逐步形成全国各地改革开放局面，中央对改革成功经验进行肯定和推广，再逐渐形成“地方突破，中央立规”的模式，又称政策驱动型改革。这种方式在不同领域改革过程中，在没有法律依据情况下，甚至违反当时法律情况下，以政府发布政策文件的形式推动改革。虽然在后来的改革中我们也提倡“两手抓”，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法制，但更多的时候，法律只是对改革成果进行事后的确认。

这种改革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可以破除或回避“左”的观念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束缚，以改革所形成的巨大成果征服固有观念，形成全社会改革共识，然后在全国推动改革。其次，这种改革方式以灵活快速的方式适应了社会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赢得了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证明，这种改革适应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不断进行改革也成为全国人民共识。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的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拓宽，这种改革方式越来越呈现出弊端。改革中过于强调“胆子大一些，步子大一些”，不断突破政策和法律，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强，中央和法律的权威得不到有效的尊重;改革中形成了一些邻域的灰色地带，容易形成腐败的温床;改革过程中造就的一些利益特权集团想尽办法维持并扩大其利益，阻碍改革的深入;利益诉求主题的多元化，愿望的多元化也使得原来的改革方式难于做到面面俱到。所有的一切，都呼唤改革方式的重大转变。

二、十八大后转向：“顶层设计”的法治式改革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作了战略部署。2014年2月份，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11月份，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强调，“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从中可以发现，中央在推动改革过程中，越来越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法治勒道上推进改革，这是我党对改革与法治关系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今天，我们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有了一套完备的适应形势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然而，今后的改革也进入到了攻坚期、深水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全面改革涉及的邻域更广、范围更宽、力度更大，各项改革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十分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需要我们的改革从总体上、全局上去考虑、去把握、去设计、去推动，以法治的方式疏浚改革的洪流，以法治的思维化解矛盾淤积，减少社会的震荡，缓解社会的阵痛。通过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负担改革风险、推动改革深化、巩固改革成果。改革到了今天，必须突出顶层设计，通过法治方式推进。中央在设计、规划改革时，改革能决策必须遵循法治的原则，改革过程、程序、手段都要依法进行，维护中央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既不让利益集团和个人意志干扰或影响改革，又要提高改革在全社会的公信度和参与度，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