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二意”的科学家
比较北大、牛津、伯克利，马兆远自有一番判断。
他说，“北大的教育，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人的事情就是北大人的事儿。”北大的学风里，有着浓重的家国情节。
“牛津的校风更狠，世界的事情，就是牛津人的事情。”牛津有这样的资格。
伯克利则不然，它的校风是：“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就是要挽起袖子干活。”
三所学校，对马兆远的影响都很大，特别是伯克利那种务实的作风。马兆远出生在太原，他是那种生下来就会做生意的山西人。
“当时我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如果在牛津大学里做理论研究，那我就亏了。”马兆远这样说。
他认为，只要买一个电脑就可以做理论，但在牛津，有那么多昂贵的实验仪器，可以供学生免费用，这即使是在北大，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他觉得在牛津，就是要多做实验！
“你看看我这双手，”马兆远自信的说，“这是好几千万美元训练出来的！”
35岁的他，已经是中科院研究员，马兆远的科研之路，也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个“怪人”又开始另辟蹊径，开始了创业之路，自己建立了一个投资公司，手里有好几个项目。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想做我们这个领域的产业化。”马兆远如是回答。
量子调控，号称是人类知识密度最大的学科，这个领域拿过诺贝尔奖的人已经有几位了，该知识体系过于复杂，这门学科的产业化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马兆远在牛津有一个师兄，钻研物理学近20年，但是最终他找到的工作却是为一家企业做营销，利用他认识各个实验室负责人的人脉，为企业卖激光。这对于他的才学而言，是极大的浪费，但是没有办法，社会只能提供给他这样的就业岗位。
在量子物理学领域，一个博士毕业，大约只有10%的机会能够找到一个教职，在大学里或者研究所里继续研究，有90%的人是要去工业界找位置的，但是由于量子物理学太过专业，工业界很难有这样匹配的岗位提供给这些博士。
如此继续下去，还有谁去学量子物理呢？
马兆远的导师威廉·菲利普斯是量子物理学领域的泰斗，拿过诺贝尔奖，但是他也踌躇，如果找不到产业来支撑，量子物理学将很难有发展动力。
马兆远的抱负就是要实现量子调控学的产业化。
“我们这个领域对人的训练真的是‘超人’的训练，”马兆远说，“我现在创办了一个研发机器人的公司，销售掉产品并盈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想培养具备打通工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能力的系统设计师，把我们的冷原子或量子力学里的东西应用到工业界。”
“在工业细分的现代，有顶层设计的人，他们本身就组成了一个新的行业。他们了解各个工种本身，又了解他们之间的关联。”马兆远解释，“在工业4.0时代，工业产品的设计非常复杂，各工种之间配合尤为重要，需要懂得多领域、多学科的人才来统筹，这时候，有了系统设计师，就会大派用场。”
有很多人说马兆远不务正业，但他自己却并不在乎。“我有自信，会用事实说话。”马兆远说，“我们有义务不要让理论‘束之高阁’，真的应该让科学家们‘下里巴人’地去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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