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主席访问非洲，在那里明显地我们感受到毛泽东时代为我们留下的世界影响力。非洲朋友们对当代中国的敬仰是与毛主席、周恩来时期的新中国外交相联系的——这也是第一代领导人为我们积累下来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不仅不能“坐吃山空”，我们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发展和壮大这种软实力。毛主席说“友谊要靠政治”，还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35]，同样的道理，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只有懂政治才能理解“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要义，不懂政治的帮忙会反帮“倒忙”，不懂政治的帮人会反帮出仇人。
俄国人曾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36]就是这种帮人不成反结怨的案例。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允许俄国修筑东清铁路。同年9月，中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对拟建中的东清铁路有建筑权和经营权，并委派华俄道胜银行承办；铁路股票名义上属中俄两国商民（中国出资5百万两白银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来经营）；八十年为限，期满后铁路及其财产全归中国；自通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给价收回”铁路。合同还规定，中国提供筑路地皮，“不纳地价”；铁路的宽度（宽轨）、行车规章与俄国国内的铁路相同；俄国有权免费运兵；俄国利用该铁路运往俄国的货物一概免税等等，使中国在铁路地段的主权丧失殆尽。1897年12月6日，沙俄利用清政府的财政困难，答应向中国借款，条件是将中俄在东北的“合同”向蒙古扩大，俄政府要求签订一项条约，规定：第一，俄国拥有在满洲和蒙古修建铁路和在上述地区经营工矿业的独占权；第二，中东铁路公司有权修建一条通往黄海、通到营口（靠近辽河口）以东的任一港口的支线；第三，俄国可以在它任意港湾修建港口，一切悬挂俄国国旗的船只，均有权驶入。[37] 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此约共9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允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期满前可由两国相商是否展限延长；（2）租借地内地方行政由俄国主掌，中国不得在此驻军；（3）租借地以北设立“中立区”，其行政由中国官员管理，中国军队经俄国同意后始得入内；（4）沙俄可由中东路某站（后选定哈尔滨）修一支钱至旅顺、大连；（5）旅顺口仅由中俄两国船只使用，他国军舰与商船不得入内。同年5月7日，清政府代表许景澄同沙俄代表莫拉维诺夫在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不得将中东铁路支线所经地区的铁路权让与他国；（2）不经俄国同意，清政府不得将“中立区”及沿海口岸让与他国，亦不得将“中立区”内的铁路、开矿及其他工商利益让与他国。此后，旅大地区成为沙俄的殖民地，东北三省成为其势力范围。[38]1898年8月中东铁路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北部干线（满洲里到绥芬河）和南满支线（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约2500多公里， 1903年7月14日，铁路全线通车。
不可否认，当年俄国同意修建中东铁路出发点也有帮助中国的成分，由于俄国人采用的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很难处理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结果落下的一大堆埋怨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时期。朝鲜战争后，尽管俄国人极不情愿地离开中国东北，但其沙文主义思维继续损害着俄中的关系。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6月7日，毛泽东读到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报告后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39]。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40]“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毛泽东这时生气的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沙俄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41]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了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是毛泽东经援思想的生动体现。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回头支持政治上的独立。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坦赞两国政府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对方毅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桑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英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42]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意的。”[43]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68年5月15日，坦赞铁路建设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勘探；1970年10月26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44]。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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