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 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区域战略应对（3）

三、中国应对TPP谈判的区域战略设计

TPP机制的发展使中国的亚太区域战略面临颇为棘手的问题。TPP谈判方的地域跨度大、涉及利益复杂、谈判成本较高，可能无法起到传统区域合作机制应起的产业保护作用，还有溶解既有区域合作机制（包括设想中的“东亚经济共同体”）之势，很可能对区域内很多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冲击。而经过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方面都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在国内需要逐渐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贸易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上需要调整外交战略以适应新的国际角色。TPP谈判与这两个结构性调整都密切相关，不仅涉及中国国内的经济转型前景，还关系到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尤其是亚太区域战略能否成功。

中国需要在亚太区域战略的总体背景下进行应对TPP谈判的战略设计。TPP谈判既可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也可能冲击既有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延缓地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越来越需要以全球视角审视国际问题，但“立足周边”仍应是指导中国外交的首要原则，能否巩固周边外交的成果应是决定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考量。有鉴于此，中国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巩固和提高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地位。

在经济上，中国应在参与相对更具排他性的区域自由贸易机制和相对更具开放性的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之间保持平衡。自20世纪末以来，世界贸易逐渐呈现两个齐头并进但又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即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区域自由贸易机制共同发展，后者经常带有各类贸易壁垒。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发展趋势，是因为各国既想享受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又想利用区域自由贸易机制设置的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产业。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也需要在这两个趋势之间维持平衡。

中国的比较贸易优势在加入WTO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外贸出口总体上保持稳定增长。区域自由贸易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某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压力并使中国产品在东南亚具有较高竞争力。

在政治上，中国比过去更需要亚太邻国的信任。夹在中美之间的一些亚太国家的外交战略往往处于一种微妙状态：它们既不愿和中国的关系长期保持紧张，但是民族自尊心和国家利益又阻止它们完全与中国消除隔阂与分歧。对周边国家的这种心理，中国需要保持耐心。特别需要避免与中国有领土争端（不论这些领土争端的具体性质如何各不相同）的周边国家相互加强战略协调，集体寻求美国的支持。

在文化上，中国应努力与周边国家一起培育共同体文化。安全与经济合作具有很强的权益特性，易受短期的政局变化影响，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有助于增进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信，从而降低合作的成本。中国与很多周边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经验，在社会心理上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阵痛，也都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中。中国应在这些共同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扩大民间交往规模，促进共同体意识形成。

中国倘若近期加入TPP谈判，既有潜在收益又有巨大代价。一方面，中国如果主动申请加入TPP谈判，无论何时完成谈判，都可以在TPP机制内赢得主动，减少被边缘化于亚太区域合作主流制度框架之外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10+3”和“10+6”等既有机制发展顺利，而中国加入TPP谈判，且不论能否顺利完成谈判，至少意味着既有机制基本失去实质性意义。换言之，倘若中国加入TPP谈判，“10+3”和“10+6”等既有机制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制度平台角色将被TPP机制彻底取代。

美国大力推动“高标准、宽领域”的TPP谈判，无论其主观政策意图是出于外交战略考量推动“亚太再平衡”，还是出于经济利益动机加强与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联系，客观上都提高了后来者的准入门槛。而TPP机制无论是目标成员国范围，还是涉及领域，抑或自由化标准，都远超中国在亚太地区既有的或正在谈判中的自由贸易协定，一旦完成全部谈判，势必拥有远大于后者的辐射力。但TPP机制的优势同样也是其劣势所在。“高标准、宽领域”的谈判一旦完成，政治经济效益固然可观，但完成的难度也可想而知。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样的“高标准、宽领域”并非提高了中国的准入门槛，而是提高了TPP各谈判方之间完成谈判并达成协议的门槛，尤其是大大增加了美国与其“重量级盟友”日本之间达成妥协的难度。因此，对于美国高调推动TPP谈判，将其描述为“雷声大、雨点小”并不为过，不必过于夸大其对中国的亚太区域战略所具的负面影响。

相比域外大国，中国的亚太区域战略兼具必然的优势和劣势。必然的优势在于，中国能充分利用地理上的亲缘性与区域内邻国建立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必然的劣势在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导致一些区域内邻国对中国具有戒心，甚至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TPP谈判推进到何种程度，这两点都很难根本改变。一方面，中国即使不加入TPP谈判，也可对亚太邻国保持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中国拥有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的超大经济规模，很难想象中国缺席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能够出现并长久维持。

另一方面，中国即使加入TPP谈判，也无法消除一些邻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即使其他国家具有不够友善的主观意图，也很难对中国的亚太区域战略构成根本性的损害。一方面，TPP机制既不能在微观层次制约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不能在宏观层次使中国在亚太区域合作的进程中被边缘化。根据中国商务部所属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公布的信息，目前中国已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及港澳地区签署了十个FTA，中国与韩国、挪威、澳大利亚、斯里兰卡、海湾合作委员会的FTA谈判、中日韩FTA谈判、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谈判也在进行中。

相对于TPP的单一机制，这种多重谈判机制的优势在于，中国可以根据各谈判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制定相关对策，反而可以更快且更有效地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尽管TPP谈判的推进可以强化包括美日在内的各谈判方之间的战略协调，但从长远来看，鉴于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巨大的经济规模和无限的市场潜力，TPP各谈判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美国加入TPP谈判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已得出如下统计数据：2010年TPP机制各谈判方占世界贸易总量比例为16.43%，加上日本、韩国和东盟其他国家之后，占世界贸易总量比例达到30.97%，但倘若再加上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量比例则达到43.29%。换言之，中国一国的对外贸易量与日、韩以及TPP机制外东盟各国的总和几乎相当。很难想象，倘若TPP机制有朝一日扩展为亚太自由贸易区，却能将中国排除在外。事实上，TPP各谈判方也一致表示，TPP机制最终的扩展目标是APEC机制全体成员国。

有鉴于此，尽管美国大力推动TPP谈判，中国仍可将“10+3”机制和“10+6”机制作为亚太区域战略主轴。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发展与亚太邻国的“睦邻”外交，并继续推进与亚太各经济体的FTA谈判，如中韩FTA谈判和中国—东盟FTA升级版等。中国以多重FTA机制为亚太区域战略依托，既能避免陷入TPP机制的束缚，又不至边缘化于亚太区域合作的主流制度进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