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3）

（三）《莱茵报》对马克思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从1842年3月开始，在鲍威尔和《莱茵报》董事格•荣克的催促下，曾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德意志年鉴》上的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这也是对他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份报纸。《莱茵报》1842年1月1日创刊，前身是《莱茵总汇报》，其最初公开的目标是维护莱茵地区大量中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些中产阶级的目标就是保卫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在创建报纸时起了重要作用的莫泽斯·赫斯也是一革命者。报社两位负责物色编辑人员的年轻人都是重视而热诚的黑格尔思想的追随者，他们自然更愿意在认可黑格尔思想的的人中物色撰稿人。因此，“青年黑格尔派”注意了这张报纸，不少“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者成为《莱茵报》的经常撰稿人，也使得这张商业性报纸越来越日趋政治性。从开始给《莱茵报》撰稿第一天起，马克思写的文章就很突出，并且很快压倒了其他所有撰稿人。由于马克思对待每个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布鲁诺·鲍威尔、梅因·施蒂纳等人更能使《莱茵报》的股东们容忍青年黑格尔主义，就是在同年10月15日，年轻而充满激情的马克思被聘担任《莱茵报》的主编。在担任主编的第一天，马克思就写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抨击这份当时唯一具有全国意义甚至国际影响的德国报纸，开篇就说：“奥格斯堡报第284号实在不高明，它居然发现《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柏拉图式地频送秋波的人物。”[9]接着毫不留情地指出：“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你们使我们了解到，现在德国独立的人很少，十分之九的有教养的青年都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向国家乞食，我国的河流未被利用，航运萧条，过去繁荣的商业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自由的制度在普鲁士推行得缓慢无比，我国过剩的人口无依无靠地流浪四方，在其他民族中作为德国人逐渐衰亡。”[10]并进而抨击：“奥格斯堡报从来也没有经受过那种当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自己的理智的客观见解的时候所产生的良心的痛苦，因为它既没有自己的理智，又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心。”[11]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那些有钱的、所谓“有教养的青年”只是想玩弄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他们不仅没有打算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与工人均分，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随着都可能背叛自己的灵魂。但他也进一步指出，随着中等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共产主义已不可阻挡地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极其重要的问题，并且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并且，那些一无所有的阶级正在要求并采取行动占有中等阶级的部分甚至更多财产，不管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还是法国的1831年和1834年工人起义，都是这种正在发生的行动的反映。

在马克思支持下，《莱茵报》不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其革命民主主义倾向也越来越强烈和明显。从1842年5月到从1843年1月，他在《莱茵报》上先后发表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和《<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等充满革命思想的文章，提出和使用了“新闻出版自由”、“自由的出版物”、“自由报刊”、“人民报刊”、“自由报刊”等概念，正如他1842年5月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鲜明指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指责，那么，整个自由都受到指责，自由就只能形同虚设，而此后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例外。”[12]这是他第一次提出“新闻出版自由”，并且对理性的理解已经具体化为“人民精神”，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停留在抽象的客观精神或人类精神上。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是马克思为1843年1月1日《莱茵报》第１号写的社论，他认为报纸对普鲁士政府的批评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这是普鲁士政府对所有反对派报刊采取全面制裁措施的第一步，并在文中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因此，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13]从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眼中，方兴未艾的人民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这种报刊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表达者，并且常变常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在调查、收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等问题的大量材料后，马克思在专门为此而写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再次指出：“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14]这里“民众”的含义为不再仅仅是个别的受苦人群，而是贫困的和一无所有的阶级——整个无产阶级。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中，马克思还指出：“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首先各自形成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15]这就使得其“报刊的人民性”思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使更多人明白了人民的需要才是“人民报刊”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原因，“人民报刊”只有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并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才会得以发展和壮大。这些文章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自觉站到了维护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权益的立场上，并且其研究领域从哲学、法学等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经济学领域。就是通过深入研究物质利益、经济问题等，马克思逐渐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这些文章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