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4）

此前的1842年11月，已经初步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学习经商。赴英途中，也是一名“青年黑格尔派”积极份子的他两次顺路来到科隆访问《莱茵报》编辑部，并在第二次访问《莱茵报》编辑部时和马克思第一次见面。恩格斯早在1842年3月就已经开始积极给《莱茵报》撰稿，这时他已经在《莱茵报》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对黑格尔思想的研究等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他们一见如故。恩格斯非常钦佩和敬重马克思正在进行的斗争，也愿意和马克思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们之间伟大的友谊也从此开始。回到英国之后，恩格斯更加积极为《莱茵报》撰稿，竟一个月之内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了五篇文章，思想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

马克思在《莱茵报》的革命言行和《莱茵报》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引起了普鲁士政府当局的敌视和恐慌，认为这家报纸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也使得《莱茵报》与政府的对立已进入公开化、尖锐化并且不可调和。开始，普鲁士政府对报纸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在这些限制措施遭到马克思反对和抗争后，在斗争了几个月后，尽管有几千人签名向柏林请愿呼吁不要打击《莱茵报》，但他们最后还是派人查封了《莱茵报》。无奈之下，3月17日，马克思愤而决定辞去了《莱茵报》主编的职务。3月18日，马克思《莱茵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

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17日于科隆

这一天的《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刷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在最后一期的报纸上，他们专门刊登和对外宣告了为之而勇敢斗争、争取自由的信仰：

我们高举自由的旗帜出海航行，

把祸患连同锁链和皮鞭统统埋葬；

水手们不需要监视，

他们都忠于职守。

让人们去说我们把命运作儿戏，

让他们去嘲笑和谈论各种灾难吧！

哥伦布当初虽遭嗤笑，

但他毫不畏惧铺向新世界的路。

新的战斗在彼岸等待着我们，

在战斗中我们会遇到战友，

如果征途上注定要遇险——

在艰难中我们将忠于自己。

二、完成向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马克思

1843年4月1日，《莱茵报》被正式查封。当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屈服，他拒绝了普鲁士政府邀请他去《普鲁士国家报》工作这种变相地收买，尽管国家报纸的撰稿人不仅有显赫的位置，而且还有一份不错的固定收入，对不少人颇有诱惑力。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斗争阵地。在1843年3月到9月间，他给阿尔诺德·卢格写了几封信，建议卢格和他一起到法国巴黎去创办《德法年鉴》，因为他认为巴黎这个“新世界的新首府”才是像他这样“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最适合的“新的集合点”。在这个时期，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1844年经济和哲学手稿》等为标志，青年马克思开始一步步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历史性转变，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一）高举批判旗帜的马克思

高举批判的旗帜是马克思这个时期文章的最大特色，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德国的现行制度。正如他在1843年底至1844年1月完成并于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d’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16] “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17] “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而对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自己的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又作为德国的幽灵在演自己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人突然产生的想法的时候，简言之，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18]他深化了对宗教、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进一步揭露指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