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5）

马克思深刻剖析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从对宗教的批判过渡到对国家、社会的批判，不仅批判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完全从属于政治国家、国家高于社会的观点，而且批判黑格尔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以及主张君主、官僚等少数杰出人物决定国家制度、历史命运的英雄史观，批判黑格尔在国家发展问题上仅仅从经验的角度去把握而否认有质变的缓慢进化论，从而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做了进一步地发展、完善，并得出了一个著名结论——不是由政治国家来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来决定政治国家。从而提出了人民决定国家命运、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和必须经过真正革命来建立新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

（二）将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的马克思

马克思更加注重理论的作用，并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战斗武器。正如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0]不仅阐述了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在强调物质力量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论述了先进的理论的强大力量，指出理论的解放对当时的德国有着特别的意义。在辩证地揭示了精神力量如何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同时，指出理论批判与现实的革命运动都是实现人类解放必须具备的重要因素。这里“批判的武器”就是指正在形成中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先进的革命理论和强大的精神武器，是用先进的理论武装群众的头脑、指导群众的革命。而“武器的批判”则是指实际的革命行动、物质武器，对不平等的社会、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其所需要的现实的社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正如他所指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21]这表明，第一次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马克思已经预见到了无产阶级的正在形成和必然壮大，而推动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关键是使革命者找到真正的革命的理论并以此指导革命的实践。

尤其是马克思1843年夏天在莱茵省开始动手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虽然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大作，但作为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通过自己在参加《莱茵报》现实斗争的实践，再加上对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阅读，马克思终于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特定颠倒，并真正动摇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在这部书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阐述国家问题的部分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揭露和批判了黑格尔思辨哲学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不仅把被他颠倒了的逻辑观念和现实事物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而且指出：“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22]因此，可以说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使革命者找到了真正的革命的理论，指出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彻底废除私有制、推翻剥削制度、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的历史任务。正如列宁所指出：“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23]马克思这篇文章像一篇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积极呼吁、动员、召唤、引导着更多的群众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最后进一步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4]“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5]这表明，他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德国哲学已经成为德国统治力量的一部分。他所说的“消灭哲学”的哲学就是德国旧哲学，是脱离真实社会关系的哲学，是代表德国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哲学。“消灭哲学”也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称之为“科学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的所谓守护——“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26]。其实就是向“哲学的哲学”开火、“向德国制度开火”等。而要“变成现实”的哲学则是真实反映德国具体阶级矛盾状况、在现实关系中延续的新哲学，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崭新的世界观，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以更加科学、革命、完整、系统的理论，在以更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伟大革命实践中，使无产阶级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批判的武器”并取得了一个接一个胜利, 马克思也被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

（三）完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

《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两篇标志着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转变完成的重要文章，其中《论犹太人问题》是为批判鲍威尔在1843年发表的两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而写。当时的犹太人虽然大部分是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并且已经形成了形成一个有经济实力的社会阶层，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却处于无权的地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犹太人要求宗教平等、民族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愿望越来越强烈，犹太人问题成为对德国政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和矛盾。而鲍威尔却仅仅把犹太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纯宗教问题,认为在德国没有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犹太人要求一种特殊的解放就是利己主义者等。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把历史发展看成人的“类”本质不断返回自身的过程，其表现形式是“解放”，认为“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的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27]“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28]“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9]他认为，不论是犹太教徒、基督徒以及一般宗教信徒的解放，不论是宗教解放、公民解放，还是犹太人解放、德国人解放，人的解放都与国家有直接的关系，在根本上就是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国家解放有密切关系，但仅有政治解放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国家和人类自身要走向全人类的共同解放。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推倒了封建的专制制度，从形式上废除了政治上的等级、差别等, 但仅有政治解放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私有财产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存在且得到保护，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私有制的形式代替了另一种旧的私有制形式。因此，我们必须看到政治解放的局限性, 如果靠纯粹的政治解放无法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政治解放应该为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条件。马克思通过剖析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批判了鲍威尔，指出犹太人问题的根源是现实的社会关系，要真正实现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并把人的解放归结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的消除。在继承、超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初步阐述和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