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因制度缺陷或首脑无能而无法应对外来威胁或外来竞争的压力以至在这一国家中生存的民族遭遇生存危机时,或者,因制度缺陷或首脑无能或首脑邪恶而引致社会各阶级在物质资料占有上表现出严重的贫富差别,乃至贫穷阶级成员难以维持生存时,社会就有推翻现政权、重新建立政府的革命、造反要求。
这种革命、造反要求总是由个别人先行表示出来的,但要使这种要求变成社会性的造反行动,还需要一批追随、服从造反首倡者的核心追随者,进而通过这批核心追随者带动普通民众进行推翻现政权的革命、造反行动。
这种由革命造反的首倡者和核心追随者组成的群体,或者以亲密的个人感情为联系纽带,从而表现为一种兄弟性的组合;或者以某种宗教信仰共识为联系纽带,从而表现为某种宗教组织;或者以一定的政治理论、政治纲领、政治纪律为联系纽带,从而表现为政党。
这种以革命、造反、建立新政权为使命的政党,必须动员起相当数量的民众跟随自己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倡导革命的政党必须宣传自己的理论和政纲,使民众了解、赞同,进而加入革命、造反行动。在实现复杂的革命任务时,还需要革命政党适应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条件,提出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当革命需要长期努力时,还需要革命政党将参与革命的民众成员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实现各种不同的职能任务。
这种为实现革命任务而形成的政党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领导和被领导关系。革命政党宣传、动员民众,提出革命目标和政策、策略来引导民众,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组织民众,这就体现了革命政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但是,这种“领导”的真正含义在于“引导”“吸引”“领路”“导向”,而绝不是“命令”“指示”“强制”。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就践行着对中国人民的领导。但这种领导是一种宏观上的政治意义上的领导。当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人对世界性民族竞争的残酷性并无认识,对非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并不理解,对专制政府的历史阻碍作用以及推翻这种专制政府的急迫性并无觉醒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先知先觉的群体率先奋起,宣传革命,唤醒民众。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相对准确地、预见性地提出整个民族面临的主要任务,提出完成和实现这个任务的主要途径、方法,让人民对其主张加以思考、鉴别。人民若觉得这些主张提得正确,则会被吸引,会追随党去实现这些任务、去奋斗。这就体现、实现了党的领导。但是,这种意义上的领导不是党对人民的强迫、强制。邓小平同志在1941年论述抗日民主政权时,就严厉批评那种以党的领导为由随意发号施令的现象[2-1]。准确地说,“党的领导”是一种“引导”。它是在“吸引”“凝聚”的基础上、前提下的“导向”“领路”,是中国共产党走在前列而带动人民群众跟进。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领导人民”这一命题的含义是什么?它变成了“党对人民命令”“人民对党服从”了吗?显然不是。
新中国成立之后,意味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开始,尽管在确定国家主要任务、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建构国家政治制度、形成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需要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形成对人民的引导性意见,体现党的领导。“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党的十八大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提出了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3]但这种对人民的“领导”,仍然只能是“引导”“首倡”“导向”意义上的“领导”,而绝不是“命令—服从”意义上的领导。
党的这种“领导”表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就是首先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要求,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需要,由此制定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切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愿,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才能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4]这种由了解、总结人民群众的呼声、意愿而形成的决策,绝不是党组织单方面对人民群众的命令。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党由“从群众中来”形成的认识、主张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再拿到人民群众中宣传、讨论,在其中坚持正确、修正错误,并让人民群众对其了解、认可、接受,进而转化为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行动的遵循和指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必须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办法,拿到群众中去实践和验证,使正确的意见和真理性认识为群众所掌握,成为群众实践的思想武器,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4]
中国共产党能够很好地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能始终发挥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作用。如果像部分同志理解的那样,把党对人民的领导视为行政首长和下属关系意义上的“命令—服从”关系,就从根本上曲解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就会使党日益脱离人民群众,日渐丧失人民的信任、支持,最终使党丧失领导作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件大事就是:党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3]“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3]
在我们党倡导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时,首先要在全党树立正确的党民关系观念,从根本上清除以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命令—服从”关系模式来理解的“党的领导”概念背后隐含的党民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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