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新挑战在哪？

一是城镇化本身速度将会减慢，二是城镇化与经济互为因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将导致城镇化速度减慢，构成中国经济新的挑战。

“假设改革效应还没有释放出来，‘十三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只有6.2%”，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8月1日在2015‘（夏季）崇礼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作出表示。

蔡昉表示，“十二五”时期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10%左右降到7.6%，明年开始进入“十三五”时期，假设改革效应没有释放出来，潜在增长率只有6.2%。

“因此我们在探索改革的红利，改革红利很重要是来自于城镇化，但目前城镇化面临着挑战”，他表示，一是城镇化本身速度将会减慢，二是城镇化与经济互为因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将导致城镇化速度减慢，构成中国经济新的挑战。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很快，中国的城市研究也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我过去做过城市化的研究，但是稍微的放松一点劲，从研究者变成了局外人。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想谈一点，说难听的是泛泛而谈，说好听，稍微宏观一点的一些观点。

最近我看到一个电视新闻，主持人让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德曼推荐书给大家看，他推荐的叫《城市的胜利》，这本书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城市这个东西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好的东西之一，它的核心在于城市是把所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最密集的使用，对有效率的配置。因此，达到最好的产出，最经济的产出。因此，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个载体，是最好的，最终他获得胜利。所以，城市永远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是，迄今为止，我认为中国的城市还没有胜出。虽然过去30年，我们的城市化的速度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快的，就是在一个30年的期间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按照我们这个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人均GDP的水平，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首先说滞后是指54%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

城市是为了什么?城市不仅是要素的汇集，更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人力资本培养环境的改善。因此，我们更要看在城市中有参与感，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均等的经济机会的人的比重。因此，可能中国正好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指标，叫做“户籍城镇人口的比重”，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只有37%。按照37%的城镇化率来比较，我们应该说非常的滞后了，和我们的发展阶段也是不相符的。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城镇。

因此，我想谈两个观点，我们的城镇化如何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首先，我们一现在遇到两个巨大的挑战，相对于城镇化来说。第一个挑战由于城镇化速度的减慢，最近我没有看统计数据，不知道是不是真减慢了，但是我肯定未来会真减慢，城镇化速度的放慢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是互为因果的。看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去曾经把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做过分解，经济增长第一来自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

第二、来自于这些要素的配置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它在提高。从过去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一块来自于资本的贡献，这部分是生产要素集中的表现，看上去改革开放从资本富裕的地方流向稀缺的地方，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反过来都是从穷的地方流向富的地方，对中国来说，资本也好，劳动力也好，土地也好，所有的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实都是向城市集中的。因此，资本的贡献，劳动力的贡献，土地的贡献，还有资源配置的贡献，也就是我们的劳动力从富裕的农业，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本身，也构成了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接近一半，也就是城镇化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做模型，完全会做一个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影响城镇化，因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了，不管什么原因，也许因为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我对生产要素的吸纳、吸引力、汇聚各种优质生产要素的吸引能力也就会减弱。因此，城镇化也会放慢，互为因果，构成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挑战。

那么，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做了一点简单的判断。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城镇化也是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转移的过程。但是，这句话只是学究性的话，真实的现象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因为务农的哪些人都是年龄偏大的，绝大部分是40岁，50岁以上的，他们不再转移了。我们讲转移的时候，其实是农村新毕业的中学生，他们毕业之后选择进城，而不是务农。本来我们假设他的机会应该是务农，结果他没务农，所以我们说他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因此，真正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口是16到19岁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