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继续推荐李宗仁，他告诉马歇尔，当上副总统的李宗仁怀才不遇，“他曾私下说，他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委员长控制着军队、政府的财政和国民党组织”，李宗仁还婉转表达对美国的向往，司徒雷登报告说：“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考虑前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会比在此地更能有所成就。”[209]两天后，司徒雷登报告马歇尔，说他拜会了蒋介石，当面警告蒋介石：“李宗仁代表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一种不可扑灭的力量。现在正是改革之机，委员长如不作此事，有人会作的。”[210]
6月11日，司徒雷登借他的秘书傅泾波之口间接地表达要“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以接替蒋介石权力的意见。他告诉马歇尔：
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对我们说，他仔细地观察了委员长两年，觉察到他明显地衰老。即使委员长在谈话中不断用笔记下别人讲话的要点，但仍不能象过去那样迅速作出决断；他越来越不知道他的指示贯彻得如何，越来越健忘。傅认为，委员长已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务，日趋丧失威信，不可避免地迟早会被解除职务。
虽然如此，傅同意假如委员长下台的话，国家将会重陷分裂的看法。他建议采取适当的方法，劝委员长放弃国民大会赋予的紧急权力，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实行必要的领导。[211]
6月14日，司徒雷登为未来李宗仁“接班”后的军事支持着想，向马歇尔再提“任命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真正赋予他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同时又抱怨对蒋介石“他好象决心按宪法对他的新职务规定的原则办事，但实际上他办事方式很少改变”。[212]
换掉蒋介石也需要对中国形势，尤其是要对苏联在中国的政治需求有一个基本评估，即“有必要试着用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来评估一下中国”[213]。9月7日，曾任美驻苏使馆公使衔参赞，后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乔治·凯南提交国务卿一份对苏联对华战略目标的评估报告，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索求是有限的，报告认为：
就经济方面而言，克里姆林宫肯定渴望得到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一则不使它们落入日本之手，二则用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开发。至于中国的其他广大地区，克里姆林宫可能只视之为一个巨大的贫民区，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没有浪漫色彩的人会对中国的潜力抱有任何幻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发生的任何战争中，往好里说，中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往最坏处说，中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敌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满洲和新疆，可能会成为第三国进攻苏联的通道。因而，对边界极其敏感的克里姆林宫肯定会把满洲和新疆视为其防御缓冲区的突破口。[214]
报告同时也认为，如有可能，苏联也会“尽量扩大其在华影响，并最终控制中国的所有领土”，因为“从更现实的方面说，获得中国意味着获得了一个人口众多的缓冲区，可由此向东亚的其他地区发起政治攻势”。[215]但同时凯南也判断：
即使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部门都受到克里姆林宫控制，毛现在对克里姆林宫极为忠诚，小心翼翼，莫斯科仍然不可能对形势感到满意。中国地域太广，人口太多。甚至毛和他的战友们也不可能最终得到整个中国——这种诱惑对他们来说也许太大了，特别是在他们已经依靠民族主义的狂热取得部分权力的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克里姆林宫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冒险的。[216]
关于国民党的前途，凯南得出结果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江河日下，走到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斗争中彻底失败的边缘。”[217]由此，凯南提出“国民政府消亡”的可能性。他写道：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国民政府消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局面究竟会怎样发生，目前难以预料。它也许会因下述因素中的一种或几种促成：
（1）蒋介石死亡、退休或被赶下台；
（2）发生政变；
（3）政府要员的叛变；
（4）出现一个分离主义政权；
（5）共产党获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7）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不管这一变化进行得多么顺利，都会出现不稳定的混乱局面，即使李宗仁副总统迅速接替蒋的职位，国民政府的现有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情况也会是如此。战争也许会继续下去。也有可能实现休战，因为整个中国都渴望和平。不论出现哪种局面，新的权力斗争都会随即在政治层面上展开。[218]
凯南作出上面推论的理由是：认为中共统一中国是可以预见的，但由于各派军阀的存在，会有相当的难度，“内战也许会继续下去”。他告诉马歇尔说：
在这场争夺中，最强大的势力显然（至少在开始阶段）是共产党，其他势力将是：一些民族主义军事领袖，如傅作义等；原地方军阀，如龙云等；桂系；奉（满洲）系；以李济深为核心的国民党改革派；为数不少的、现在仍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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