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秘密协定”框架下的中国反分裂斗争及其世界意义（3）

艾登也是签字时的当事人之一，他回忆说：

他（罗斯福）同斯大林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我看，这个文件乃是这次会议中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

当首相和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接到关于这个协定的通知时，我没有让他签字，他们也没有强迫我们签字，这时，丘吉尔先生和我当着斯大林、罗斯福的面，发生了一场争论。我们又把英国前任驻华大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请来排难解纷。他跟我意见相同，即我们不应该参与这个协定。但首相觉得，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个协定，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协定上签字，我们在远东的威信就势必受到影响，因而将失去今后参与讨论远东问题的资格。[14]

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指令赫尔利将这一内容通知蒋介石。在此之前，美方除在场者及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等少数人外，至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艾登说：“斯退丁纽斯对这事的详情根本一无所知，他同首相和我一样，可说完全蒙在鼓里。”[15]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美国曾在三四十年代试图联合日本逐出英法，南北分割亚洲的设想，在此转为联合苏联得以实现。美国和苏联从对付欧洲的经验中知道，一个对等破碎的亚洲远比一个有主体板块从而有主体政治的亚洲更易控制。而肢解亚洲的关键，就是肢解中国——这实际上还是日本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6]战略的翻版。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立即表示“这很好”[17]。

对1927年“四一二”事件记忆犹新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后斯大林见到蒋经国就直言“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8]那么，阻止中国“进步”的终极手段，斯大林与美国人一样明白，那就是肢解中国并使中国政治破碎化，至少使中国政治置于印度议会或俾斯麦之前的德国议会那无休止的“议而不决”的无效行政之中。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即肢解中国，美苏需要合作，美国通过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通过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不统不合的局面——目前的台海两岸这“两个中心为‘患’”的现状就是当年美国这一策略的残存后果。要实现第二个目标，苏美就需要蒋介石配合，因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买办，依靠外国资本而不依靠本国人民，这样的政权统治中国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第二个印度——恐怕还不如印度。但不管怎样，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都是美苏不好意思直言的在中国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又开始联手。与分割欧洲是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标一样，分割亚洲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愿言明而又隐藏在雅尔塔谈判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华政策之中，却最终因共产党打过长江而没有实现的目标。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接下的重建国际和平的任务便转到远东地区。7月1日起，美军开始从苏占区撤走，同时，美、苏、英、法军进入柏林的各自占领区。7月17日至8月2日，三大国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全文共十三条，前五条正告日必败无疑，唯无条件投降别无他途。后七条则是盟国设置的投降条件。其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后七条，其中关键是第八款，即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

这一条如再结合《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及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一起研读，我们还就会发现5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矛盾的焦点所在。[20]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想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并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21]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22]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