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歌黑名单”呼唤怎样的常态监管

8月10日，文化部发布了近期排查内容违规文化产品的结果，因涉及淫秽、暴力、色情内容，共有120首网络音乐产品被列入黑名单，其中不乏黄立行、张震岳等拥有一定名气的歌手演唱的作品。文化部表示，“黑名单”制度将成文化监管常态，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提供，否则将依法查处。（8月11日《新京报》）

仅仅是音乐中的歌曲，一下子就120首，足可窥网络上积累的污垢之一斑，也再次说明加强文化监管之必要、之急迫。但是，文化部的高调，是否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呢？看看网友议论，这些歌曲中的很多，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反倒是文化部的“高调”，激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赶紧去找来“收藏”。可见，文化部在进行文化监管的时候，还得好好捉摸一下人们心理与文化传播的规律，尽可能别将监管本身弄成了帮倒忙的“广告”。

更值得深思的是，早在2006年，文化部就出台了《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建立起了严格的审批制度。可是，在120首歌曲中，有些歌，仅从歌名来看，就露骨地涉及色情内容；有些歌一夜蹿红之后已经流行了好几年，甚至歌名都已经成为了流行网络用语，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并批量地公布呢？我们在为文化部亡羊补牢叫好的同时，可能也得追问一下“历史之责”。

文化对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网络技术提供的传播便利，更应该让我们高度警惕。要说文化监管的“黑名单”制度，我们早就有了，可为什么一些有一定名气的歌手也会毫无顾忌地加入低俗之列呢？当然，文化部的警告，“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提供，否则将依法查处”，已经说明了答案。法治的精髓之一，就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怎能只管今后，而不及以往呢？况且，文化部不是司法部，是没有司法豁免权的。

至今，我们还无法窥得文化监管“黑名单”制度的全貌，更无从知晓“将成常态”的具体机制，但推想可知，仅靠一个文化部市场司，恐怕是难以承担重任的。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是世界各国的惯例，但在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前提是都有法可依，对行业是提供标准与规范，对政府是提供传播和监控的法律许可，对社会是提供维权和救济的依据，从而形成以调动社会监督积极性为基础上的成合力，并真正形成常态。

其中，社会监督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来是社会监督“人多力量大”，发现问题比较容易、及时；另一方面是公众往往是受害者，需要维权自救。在国外，社会监督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公民团体监督、研究机构监督和公民监督四个方面。社会监督的渠道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与行业自律机构直接对话；二是向政府监管部门投诉和提出意见；三是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既可以起诉提供方，也可起诉传播方和政府，起诉获胜往往可得到一笔不菲的赔偿。正因为如此，“常态”才能形成。

文化需要大发展、大繁荣，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的是“宽进严管”的思路，取得执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常态”监督下的“罚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构成刑事犯罪的自不必说，依其情节轻重，一般的行政罚则包括申斥信（警告）、禁止令（限令停止某项业务）、罚款（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千万美元），最后是吊销执照。无论是创作者、作品，还是传播者，一旦进入黑名单，不仅处罚难免，而且就此被“盯”上，一不小心，麻烦随时就来；对那些一再违反规定的，处罚的力度也是递加的。

可见，“黑名单”制度的文化监管“常态”本身并不是目的，形成自觉的“常态”才是目的。没有社会监督的兴起，特别是没有公民个体监督的积极性，没有“黑名单”者被倒逼抛弃的机制，文化部自身的“常态”，注定是跟不上文化市场节奏的。也许正是在思考“长效机制”本身的问题，所以文化部才表示“将成常态”。也正因为如此，让我们对文化部的“将成常态”抱以最热烈的期待，期待我们不再是新闻的旁观者、议论者，而是自觉成为“常态”最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