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2）

二、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还不是完全的相持阶段。虽然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变化，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因而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在整体上抗战仍还比较积极努力。

以往的党史、军战史著作，几乎都认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敌后战场已上升为主战场了，正面战场降到次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研究必须立足历史事实。“马克思的方法首先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6）。那么，国民党军队在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这两年里，其“客观内容”是什么呢？

中共中央在l939年7月23日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中指出：“(一)敌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的政策，即以引诱中国投降为主，而以其军事行动配合其政治阴谋。……（二）因为敌在正面进攻比较沉静，而得出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结论是错误的。不仅中国的进步和力量的增加，还不足以抵御与停止敌人的前进，……日寇继续用军事进攻中国正面(西南、西北)与敌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三）认为敌后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主张，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战役上的相持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仅仅是暂时的局部的，即战役的相持，而不是全般中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也不是全般敌后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四）目前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7）”。

周恩来在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也指出：“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完全是战争中敌之进攻，我之防御阶段，但也还不是有利于我之相持阶段的到来，而是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8）

在此阶段，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确实发生了较大变化，1938年11月至12月间，日本近卫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改变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立场，转而采取以政治诱降促其屈服，军事上实行有限度的军事进攻或打击，促其崩溃的两手政策。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仍继续坚持抗战，因此，侵华日军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还没有转移主要兵力到敌后战场上来。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1939年3月－5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0月）、1939年冬季攻势（1939年11月－1940年3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11月）、绥西作战（1939年12月－1940年4月）和枣宜会战（1940年5月－6月）等。这七次战役的规模都相当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8万－10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在20万以上。特别是1939年“冬季攻势”和绥西作战，都是国民党军主动对日军发起的进攻，国民党军统帅部先后调动10个战区132个师、9个独立旅，共100多万人投入对日作战；国民党军在枣宜会战中先后调集第五战区55个师40万人，抗击日军第十一军8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它接近战略防御阶段四次大会战的规模。

我们还可以华中战场为例来说明，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兵力有11个师团另4个旅团，计第十一军7个师团和1个独立旅团负责武汉地区和九江附近的作战任务（9）；另有中国派遣军直辖4个师团和3个独立旅团，负责长江中下游、宁沪杭广大地区的“治安”。日军第11军除以鄂豫边部分兵力对付我新四军鄂豫纵队外，其大部兵力仍继续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对华中敌后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约用5个师团的兵力，占其华中战场总兵力的38％。由此可见，从l938年11月到1940年下半年，日军华中派遣军还没有集中主要兵力对新四军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这是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能够得以大发展的客观条件。

国民党在武汉失守后，其政策亦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上加强了反共，如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但由于日军进攻的重点仍然对准正面战场，因而国民党的积极反共还无力并难于付诸于军事行动上，这在客观上逼迫国民党仍须用主要力量抵抗日军的进攻。在军事上，国民党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先后在湖南南岳、陕西武功两地召集军事会议，决定要“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这是国民党军抗日还比较积极的表现。由于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发展，造成阎锡山的恐慌，阎军遂于1939年12月向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发动进攻，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全国范围来看，只局限于晋西南、晋东南地区，其规模也不大；从时间上说也比较短，到1940年2月基本结束。

从作战效果、战绩来看，正面战场也有不凡的表现，国民党军对日军的这些进攻，大多进行了较坚决抵抗。如1939年5月初，日军第十一军以3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分由钟祥、京山间及应山、信阳间两个方向，向随县、枣阳一带发起进攻，国民党军调集26个师的兵力，于5月13日开始反攻，毙伤日军1.3万余人，迫敌仓皇溃退。是年9月，日军为巩固武汉，扩展外围，由赣北、鄂南、湖北三路进犯长沙，于9月底进至金井长寿街等地。国民党第九战区集中20余万兵力，在10月初对日军发动反攻，毙伤日军4.2万余人，终于打退了日军对长沙的第一次进攻。1939年11月，国民党军委会下令动用位于桂林以北的战略预备队，对广西南宁以北昆仑关的日军实施反攻。从12月18日起，国民党以5个集团军25个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分三路向南宁发动反攻，置主力14个师于南宁东北昆仑关方向，经十余日激战，国民党军于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至1940年2月，国民党军再度向增援之日军发起攻击，日军终因战力不支，全部撤返南宁及邕江以南地区。同年11月，日军沿桂越公路侵占越南北方，全部退出了桂南。

1940年5月，华中日军为防止豫南、鄂北之国民党军攻击武汉，调集5个师团约10万人的兵力，分由信阳、随县、钟祥等地出动，向枣阳地区实施合击。6月初，日军又以2个师团由襄阳转兵南下，以另一师团由钟祥以南强渡汉水，两路相互策应向宜昌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随即先后发起反击，第六战区部队曾一度攻入宜昌，第六战区部队先后克复襄阳（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指挥战役中壮烈牺牲），进至荆门、当阳、钟祥一带与日军形成对峙。枣宜战役，国民党军共毙伤日军4.5万余人。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共毙伤日军1万余人，给予日军一定打击。

总之，正面战场在1939至1940年的两年里，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抵抗，因而给日军较大打击，共毙俘日军26.3万余人，同时也付出了101.9万余人的重大伤亡（10），与1937年至1938年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突出表现。